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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中国供给侧改革 我们在谈些什么?


来源于:香港《南华早报》

摘要:中国经济在放缓,但海外代购网站波罗蜜的生意却很红火。

尽管从上线到现在只有短短五个月,但这家跨境电商的用户数量已经突破百万,消费者每天都在上面大肆采购日本或韩国的化妆品、洗发水甚至卫生巾。通过视频直播和本地店面价格,这家电商极力营造出在外国购物的感觉。

 

“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该电商的联合创始人许胜表示。“国人境外采购热情高涨”。

 

这家估值2亿美元的电商正是借了中国消费者海外购物热潮的东风。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物的总额早已突破万亿,阿里巴巴和京东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都在开展各种海外购物服务以迎合国内消费者。

 

这种现象体现了中国消费力量在全球版图上的崛起,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学者甚至政策制定者也开始反思:为何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竟然无法生产出满足本国消费者需求的基本产品?

 

或更进一步,中国如何才能真正从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方式转变到更加可持续的以消费驱动的增长轨道上来?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抛出了中国经济政策的新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新供给经济学

 

在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此,在过去几年停留在学界讨论范畴的中国式供给经济学开始登堂入室,中国未来许多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必然会打上“供给侧”的标签。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过去几年一直力推新供给主义,他于2012年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并出版了《民富论》等著述推广“新供给经济学”,在他看来,供给侧改革提出的重要背景就是传统“需求侧”政策效果的递减。

 

“从需求端发力稳增长,虽然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效果却在递减,”滕泰表示。“例如在投资方面,虽然政府还可以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但却难以抵消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下滑。”

 

他表示,通过简政放权、减税以及激活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的供给侧改革却可在短期稳定经济增长,并在中长期为中国经济发展寻找到新的动力。

 

他说,新供给主义的政策会创造新的需求:“乔布斯发明iPhone之前,全球对iPhone的需求是零;但现在许多人都离不开iPhone。”

 

对于中国经济现状而言,中国政府确实急需寻找到新的动力以应对传统增长引擎的崩塌。

 

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1到11月仅仅同比增长1.3%,一年之前该增长率还有11.9%;官方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处于荣枯线之下;而出口也是连续四个月处在同比下降的状态。

 

经历了夏季的股灾之后,中国股市依然脆弱,人民币汇率已经跌到四年来的最低点——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上个月决定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

 

“鉴于债务占GDP比率上升、资本生产率下降、生产者价格持续下滑,中国先前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亚太区首席信用总监戴乐贤(Michael Taylor)在北京举行的信用风险年会上说。

 

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走老路,通过投放信贷来扩大投资,那么中国将可能陷入“无序去杠杆”的境地。

 

四大歼灭战

 

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构筑在“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上,即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但对于短期经济挑战而言,习近平立意要打赢“四场歼灭战”: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是近年来推动发展中国供给侧经济学的理论旗手之一。贾康曾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在2013年创办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并以此为平台集合了数十名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对新供给经济学开展研究。

 

“传统的教科书已经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经济学理论必须要有创新,”贾康表示。“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供给侧改革的重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新成果。”

 

贾康还表示,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将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因为其理论更加“结合了中国的现实需求”。贾康按新供给经济学所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完整政策建议。从现实看,贾康的许多政策建议已经开始付诸实施,例如结构性减税、减少行政审批、变革“一胎化”政策等。

 

里根经济学

 

但无论如何,“供给侧”现在已经是风头无两的热词。

 

自习近平在11月10日首次提出以来,官方媒体上就开始出现对其具体含义的热烈讨论。毫无疑问,“供给侧”将是布置2016年经济工作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热度最高的词汇。李克强总理也强调要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

 

西方的供给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和减税。罗纳德•里根曾在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在美国实行大幅减税的政策,结果成功使得美国经济走出了滞涨,其政策体系也被打上“里根经济学“的标签。

 

按滕泰的观点,此时中国完全可借鉴里根的大规模减税政策。

 

“刺激短期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政策就是减税,如果不敢大规模减税,那就称不上是供给经济学政策,”滕泰表示。

 

但显然中国政府目前还无意推行大规模减税,而仅仅是开展有选择性的结构性减税。从1到10月的财政收入数据看,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依然高于同期经济增速。

 

因此也有分析人士指称,供给侧改革似乎更像是要给早已确定的改革进程加一把推动力,而不是要新设一套全新的政策体系。

 

“中国政策制定在短期稳定和长期转型两者之间摇摆,”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在伦敦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Mark Williams表示。“对供给侧的强调似乎是在强调,政府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必须要得到更加有力的贯彻。”

 

总需求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都热衷于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强调政府的力量和大规模的投资。

 

当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时,政府就应该挺身而出来刺激“总需求”。

 

中国对此类型经济政策实践的顶点就是2008年末推行的所谓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次年,中国银行业信贷规模达到将近10万亿的程度,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在吞咽着这轮经济刺激所留下的债务和产能过剩苦果。

 

“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贾康在其编写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建言》中写到。

 

瑞惠证券亚洲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需求端和供给端从来难以严格区分。

 

“如果你想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那么一方面要升级供给,一方面也要去创造需求,”沈建光表示。“这是同一硬币的两个方面,以前我们是过多强调了需求侧,现在重点要慢慢转向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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