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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不力源于体制性障碍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我觉得很关键的改革就是国企改革,但是进行得最慢。

1995年中国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经过20年的努力,在这方面成效尚不显著,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

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效的办法,是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切实推进改革,尽快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转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切实推进改革,包括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财政改革的完善,价格改革的展开,国有经济改革亟待加快,以及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等。

转型动力何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刺激政策,给GDP增速注入了“强心剂”,但不久以后就出现了增速下降的现象,引发了社会大讨论——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或是系统性风险?如何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

从需求的理论来看,GDP增速下降是因为“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的动力不足。对于政府而言,短期内能够有所作为的就是增加投资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超高速的投资增长、投资率的提高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持,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负债/GDP比例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158%攀升至282%。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尽管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的负债情况并没有比中国乐观多少,但中国信贷扩增速度之快已经引发了担忧。这么高的杠杆率形势下,出现个别的偿债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如果从供给的角度分析,无疑是立足于劳动、资本和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的30年中,人口红利正不断减少,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效率提高,但这个过程已经接近于尾声。

而资本的继续提高则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投资回报递减的情况非常明显,自2009年至今,资本刺激的强度并没有削弱,但是效果急剧下降,目前看来,增加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是杠杆率的不断提高,可能会造成危险。

剩下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也就是要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什么是索洛余值?按照索洛的说法就是技术进步,实际就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存在制度性障碍

第一次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表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后来改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转型从1995年一直谈到现在,但是至今没有实现。

为什么提出了20年都没有实现呢?其实,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全面的分析了。当时就用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的一句话:“存在体制性障碍”。

十一五计划就规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作为十一五计划的主线,这就意味着要改革。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说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改革这件事又是自我革命,缺乏动力,这个决定没有能够很好地执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推动转型和寻找新的动力,以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效率为动力,就要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

如何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避免危机?这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和化解现有的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则是辅之以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短期调节。

至于具体的控制和化解风险手段很多,比如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和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组,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这些手段政府也在做,但有些做得很慢,像偿还社会保障基金欠账,山东拨付地方国有资产的30%用于社会保障基金。在这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里做了明确规定,但是两年过去了,从中央层面来说到现在没有动作,据说正在拟定方案。

在短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上,注意到货币政策的有限性。根据野村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的研究,在资产负债表出问题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很小,这是因为人们都要提高手中资产的流动性,由于现金为王,所以即使放松银根,资金大概也不会跑到实体经济里去,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很差,要抽出来很难。

尤其是在中国,资金最终会跑到资本市场上去。除了今年由于外汇占款降低了,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上出了一些问题,在一些季度货币流动性有些紧,但从2009年以来,国内的货币流动性一直比较宽松,可是资金并没有跑到实体经济里去、这是因为从股市上要抽走资金很容易,这也就导致股市泡沫,最近股灾的根本原因就是如此。

相对来说,财政政策还有一点调节的余地,但是这个钱怎么给,现在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政府部门希望靠增加支出来增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比如铁、公、基投资上,另外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由他来用是最好的,比如说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补贴等等。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钱花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性仍有争议。比如为了支持第三代无线通信,TD-SCDMA网络建设保守估计花了2000亿元,但这笔投资是否值得仍有争论。

另外一个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力度的办法,就是要减少收入,中国的税收还是太高,我一直建议着重在普惠性的减税上来想办法。

国企改革最关键也最慢

推进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推进改革。这两年来,改革还是有进步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推进。比如简政放权、审批制改革,在21世纪初期曾做过一次,但这很容易走回头路,必须要把它制度化。

制度化分为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两条。制定负面清单是中美投资谈判里提出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它推广到国内的改革上。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行政部门往往不愿意放权,到现在为止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仍然太长,至于总体国内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还没有制定出来。

而所谓的正面清单,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政府与企业不同,法无授权不可行,所以对于政府授权要做正面清单,而且现在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情况很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职权不清楚。

我觉得很关键的改革就是国企改革,但是进行得最慢。9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这是继国企改革顶层方案出台后的首份配套文件,也是目前社会资本最为关注的一份文件。不过,还是有几个争论性的问题不是太清楚,需要进一步明确。

相较而言,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都有比较大的推进,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比预计的更快。有些方面的改革则进展太慢,像《证券法》的修订延期,让注册制的改革愈发后推。这些方面要想办法做得快一点。

同样需要加快步调的是自贸区。很多地方官员把建立自贸区看成是取得优惠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与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建立自贸区的目的是有差距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讨论自贸区时说,建立自贸区的目的是要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现在自贸区已经有4个,开始建设的时候步调比较快,最近步子有点放慢,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快。通过自贸区的建设可以使得对外开放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变化中,能够实现以开放促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都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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