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世界的金融领导力（上）—主宰全球金融的哲学思考
发布时间：2011-10-18 10:44:29 来源于：陆红军
摘要：
中国虽已成为IMF、世行、亚行的第三大股东，拥有相对较高的投票权，并已稳坐国际金融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交椅，但与其国际地位相比，中国所拥有的实质性的领导权、主导权还是有限的。
/陆红军
当站在2011年头的巴塞尔全球经济会议宣告复苏已经确立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世界同时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难以主宰的朦胧状态。如何理解与把握这种长期状态的本质，经典的经济学与哲学似乎均面临着自身思想库、方法论不足的困境，而这正是复杂世界金融领导力资源匮乏的根源。
一、多重危机时代的复杂化
我们正处于全球危机的“后果阶段”，这个阶段派生的“另类危机”和衍生危害（金融贸易保护主义和通货膨胀等）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大于危机的初期与中期。我在去年元月初曾提出2010年世界将面临金融、经济、军事、外交与社会领域十大复杂问题，一年来事态发展已超出这一估测。由于传统理论与法则都难以穷尽这些复杂问题背后的本质，使得“后果阶段”的“另类危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前十年：多重危机时代的形成
2007年，我多次发表“多重危机下的领导力”观点，就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错综复杂特点而提出的全球领导力的哲学思考。需要强调的是，这绝不是悲观消极之言，而是针对现实状态及其长期趋势的深层思考。感知多重危机才能激发多重责任和多元合作之意，萌发相应的领导智慧及多重创意。
多重危机源于新世纪前十年。特征之一是危机的多样性。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发展中国家已面临金融、粮食和生态三重危机。实际上，可以列数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已超过30多种，其焦点则是货币危机。特征之二是各种危机的交错性。一些货币贬值与一些货币升值的交叉发生在同一时段；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另一国家的紧缩预期同时出现，甚至呈交错状态，打破了传统经济危机的常规。经济现象从单一、单向朝着多元、多向演绎。所以，“拐点论”、“独善论”、“形态论”，都已被历史证明是没有抓住事务本质的表象思维。特征之三表现为多种危机的关联性。汇率、利率、油价、物价、房价、股价、车价，这些看起来或有关联或无关联的要素均呈高相关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产生出特别错综复杂的局面，即由单一危机（如金融危机）延伸为多重危机（如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粮食危机、气候危机、生态危机等）。
后十年：多重危机复杂化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将是多重危机更加错综复杂的时代。自美国次债危机与欧洲主债危机来，世人对危机多重性存有天生的厌恶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沉浸在过分的自我意识和朦胧感觉之中。古人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一定意义上看，当今最大的“魔”存在于人类自身。2009年联合国贸发组织秘书长素柏猜在北京国际智库高峰论坛上，对亚洲金融危机后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惰性的抱怨，以及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论坛对金融危机略有复苏改革就易停止现象的担忧，正是复杂世界领导力诉求的警示之言。
由于人类生存空间与各种资源枯竭的压力，单级世界迅速向多级世界转折， G7（工业七国集团）不得不让位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G20，财富管理效应也使得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富国集团与新兴国家集团之间的竞合关系日益模糊。而这仅仅是本世纪金融领导力面临超常新挑战与新机遇的开端。后金融危机时代并不是多重危机的收尾，恰恰是这种危机的后果全面呈现的开始。缺乏对另类危机的认知与准备，自然会使世界更加复杂。
二、另类危机催化复杂世界
仔细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史就会发现，美联储往往是无奈地扮演着“将危机转嫁到未来”的“狱卒”与“囚徒”角色。我们充分理解这一矛盾角色的“不得以”状态，但也应充分认清近几十年来这种状态呈愈演愈烈的严重后果。笔者认为，本世纪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最难治理的就是其衍生的“另类危机”，对新世纪金融领导力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此。
另类危机催化复杂世界正呈现三大“再失”特征：
金融正义再缺失。1997年12月，我在第二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的闭幕词中提出“贪婪与缺陷”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两大根源。而今天重演的华尔街贪婪在正义的批评与监管下，不仅没有收官，反而以“非正义金融论”取代了金融正义。正义的再缺失致使邪恶常态化甚至合法化。我们惊奇地看到，美国第74任财长保尔森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论坛上掷地有声地表示：“我写《峭壁边缘：阻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之内幕》这本书时，把‘贪婪’这个词改成了‘ 经济利益的驱动’”。从这位曾经的华尔街国王诚实的口吻中，我们对这种正义再缺失的深度担忧油然而生。邪恶的中间化、常态化趋势意味着金融危机衍生的代价将有多巨大，要抚平由此产生的天文高薪、伦理扫地和信用危机将有多艰难。
经济方向再迷失。2008年我出席天津达沃斯论坛时深深体验到，几乎所有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企业家与金融家都有风雨同舟之感，尽管由于之前的方向感缺失还身陷海啸余波之中。事实上，仅一年蜜月期，一些大国已从风雨同舟走向分道扬镳。表象“一年之差”，实质“一念之差”。纵观两次大战，国际贸易中的顺差与逆差之平衡，历来是战争发生的导索与战后恢复的焦点。经济方向的再次迷失正是世界领导力离散的核心所在。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相关论坛与媒体报道中，把日本在广场协议压力下无奈让日元升值的失败案例作为中国的借鉴时都按捺不住一种担忧，其中的善意与心态可以理解。但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忽视了中美日之间及其货币体系的重大差别：当年美国对盟友日本施压货币升值，日元早已是自由兑换货币；然而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一则不是盟友，二则升值并无益于改善顺差，三则人民币非自由兑换货币。尽管人民币较长时间与美元挂钩，但中国也长期持有美国国债，并在现今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为支持美国经济稳定做出特别的贡献。这既是现实主义领导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崇尚利益驱动的美国应当始终清醒保持的方向感，经济方向感已成为大国间保持互信与战略平衡的重要精神支撑。
治理逻辑再消失。全球化领导逻辑是使复杂世界简单化的指针，经济与治理逻辑的混乱必然导致世界复杂化的加剧。近年来世界阵营中逻辑乱象丛生也呈常态：
理性的“再均衡”换位成疯狂的EQ2。在这里，经济学理论中的均衡主义荡然无存，换之而来的是美钞厂的“7+24”加班；
热情的“同舟论”变成了冷冰的航母声。曾经信誓旦旦地用中文表达的“风雨同舟” 声瞬间被黄海边嘈杂喧嚣的航母群声所掩盖，但最终还应回归到“积极、合作、全面”的伙伴关系逻辑上来；
金砖四国的创始者成为南非入砖的反对者。我曾多次提醒世人关注“金砖四国”概念原创于全球投行巨头高盛，如同当年将自身定位为“中心”而将东亚称为“远东”一样，金砖归属之逻辑十分清晰。一旦南非被金砖四国自行接纳，高盛原创者自然反对，其中的逻辑同样十分清晰；
（责任编辑：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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