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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世界的金融领导力(下)—主宰全球金融的哲学思考


来源于:陆红军

摘要:

中国要实现2020年与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尽快构建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中国金融文化与金融文明。

四、中国能够领导复杂世界吗?

 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再度崛起,不仅是新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历史长河的回归:在过去20个世纪中,中国在长达18个世纪中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直到15世纪,它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并且是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当今,中国已日益引起衰退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安。尽管其中也包含着对自身就业与经济的担忧,但事实上,更担忧的是中国的繁荣是否会挑战其国际金融的主宰地位、亚太地区霸权地位,从而形成更大的全球失衡与领导力博弈,中国周边国家也有同样的担忧。

金融领导力的考验
2008年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时,有人曾把美国与中国分别列为这次危机的两大受益者。但在排序上略有分歧,有人认为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第二,也有人认为相反。不管如何,我认为有两点是不变的:首先,这两个国家都受到影响,美国为危机发源国,中国是受害国;这两个国家都从中获益。实质上,号称受损程度震撼世界的美国金融机构现在都表现不错,受灾的只是中小金融机构,埋单的仍是新兴国家或贸易顺差国(通过EQ2和美国长期国债)。从某种意义上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与亚太霸主地位不降反升了。而中国真正分享到什么呢?持续高速的GDP、企业的“走出去”、高价位的大宗商品和有限的先进技术。然而最宝贵的收获则是国家活力和民众信心。

金融领导行为的共同思维
从国际金融组织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无论是金融主宰者或被主宰者往往是在“不得以”中被逼上梁山的。中国在过去经济封闭时代的韬光养晦是一种“不得以”,现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也基于某种“不得以”。日益强大颇具活力的中国在金融上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通过主动转型成为全球金融的领导者。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金融格局中面临两难选择:第一,全球金融格局改不了,美国仍为主导,所以仍要韬光养晦,继续参与并和美国合作;第二,要主动参与改革世界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根本利益,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人民币入主超主权特别提款权(即SDR)的理论与构想。中国目前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游离于这两者之间,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愿意、不习惯与不适应其所处的世界领导地位有着某种相似,只是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

中国三种状态的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越来越呈现这样三种状态:参与、领导、主导。现在,中国已被逼到这样一种境地,必须迅速地在这三种状态选择一种:

参与状态,即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并遵守其规则而享有一席之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参与世界游戏是主动选择也是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看来,当初中国有宏观的金融战略但同时缺乏对主攻方向的顶层设计(如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进程)。

领导状态,即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有较高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已经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成为G20的领导成员也是某种“不得以”,如果不能在这个领导集团中要求美国承诺美元不贬值,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将大幅缩水。中国天文外储资产的保值,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

主导状态,指大国在全球经济重大事件中实际掌握新格局的主导权与统御力。在后危机时代,单一霸权主宰全球金融的状态已经发生转折,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仍将长期存在,虽然其国力衰退;中国的全球持续增长地位也将长时间存在,虽然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中国要巩固其经济强国的地位必须成为金融强国,并同其他大国共同主导世界金融未来,除外别无选择。

冷战时期的领导观是“霸权”,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观是“多元”,后危机时代的领导观是“合作”。多重危机的长期化和深入化,使得多元化领导观不仅要联合,而且要深度合作。新世纪需要展开多边活动的领导者,而不是单一的主宰者。在当今谁也主宰不了这个世界。复杂世界领导的根本意义在于影响世界。若因改变 不了世界格局就选择长期参与状态或一般领导状态而非主导状态,这将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反观“G2”构想为何不被接纳?
200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在夏季《外交》杂志上发表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中首先提出了“G2”,意指中美两国组成一个集团即G2,来代替旧的八国集团即G8,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然而,这一具有“创意”的构想从无人引起关注到世界媒体焦点,始终在美国学者和战略家中转述,为何至今均未引起两国官方之认可呢?笔者认为:

(1)中美均认同双边关系“重要和复杂”,而否认“G2”一词恰恰证明双方关系太复杂,一言难尽;
(2)也说明两国关系的定位太重要,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上世纪80年代定位美中关系时所言:双方分歧很大,但是共同利益更大。正因为两者关系超越了自身利益范围而涉及更多国家、更大利益集团,因此无法局限于两国集团的框架,而“G2”论极易引发各种国际社会的误解;
(3)对两国之间竞合关系的焦虑。不久前,美方有的高级官员甚至认定两国就是竞争关系。

双方均否认“G2”构想,似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思维。表面看是不接纳这种概念,实质上折射了双方都需要对方,并在正视对方的核心利益的同时,更加寻求新的利益复合面。“重要和复杂”思维已成为构建21世纪中美两国“积极、合作、全面”伙伴关系新定位的领导哲学。

         五、从跨文化走向跨文明:中国需要世界折服

世界历史表明,造就伟大领导力的三大要素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事件、伟大的文明。其中文明是核心,这在浮华、浮躁与浮夸盛行的当下尤为重要。中国作为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些要素,需要解决的是中国如何说服世界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

中国需要文化、文艺和文明的全面复兴
新加坡原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形容中国崛起是“文艺复兴”。我感到中国的崛起可完整地表述为“文化的复兴、文艺的复兴、文明的复兴”。所谓文化的复兴具有民族的特殊性,文艺的复兴具有科技的开放性,而文明的复兴则具人文的超越性,中国引领世界经济需要完成这三者的全面复兴并获得各国文明的认同。古代中华文明曾经征服世界,现代中华文明如何折服世界,这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然也是一个极好契机。

当一个大国处于全球大事件中,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均易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年郑和下西洋环球航行,由300艘九桅珍宝船和近3万船员组成的明朝航海集团满载着炎黄文化、文艺与文明,将中医、丝绸、瓷器等先进技术产品与金银财富分享给途经国家民众,所到之处倾城为之折服,中国也带回了国际文化的精华。这才有了英国航海家《1424年:中国发现世界》和英国银行家协会主席葛霖《金融的王道》的赞誉。当今中国这架巨型飞机环球航行时,需要高速、舒适、环保,更需要安全,这是现代航空文明的全要素,偏颇不得。当中国机长都能用标准的英语、礼貌的用语和专业的词语,与使用不同地方口音英语的各国地面导航沟通交流时,能够娴熟无误地理解对方、准确无误地保持航向,万无一失地降落起飞,甚至临危时刻沉着应对化险为夷,沿途航站人员必竖拇指赞颂并为之折服。从郑和这样大人物到普通机长的小人物,都是中国文明的象征。这并非苛求自我,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走向全球使命的通行证,也是引领全球文明的软实力和世界期望。除非我们自己放弃领航权这种半途而废选择的后果,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教训举不胜举,郑和第七次环球返航后,就因明朝锁国而使中国失去了全球航运中心的历史良机。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中国金融文明
世界金融史与文明史紧密相连,曾经的欧洲梦就是富强加文明,曾经的美国梦就是财富加文明,曾经与现实的中国梦就是繁荣加文明。

中国要实现2020年与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尽快构建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中国金融文化与金融文明。而什么是中国金融文明?这是国人需要冷静反思的。中国要成为复杂世界的领导者,所需复兴的不是适合单一国家或民族的特殊文化,而是需要超越文化的跨文明。我感到西方世界担心的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世界是否安宁、安稳、安好。笔者认为,如果说“中庸”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那么中国金融文化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审慎”,而中国金融文明的思想核心就是和谐。联合国大楼悬挂着中国孔子哲学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比起西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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