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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伟诚:陶氏创新引擎


来源于:文/祝跃、Haley Huffines

摘要:

  “我们希望能像30多年前那样,从老百姓家的防火瓷砖到白宫的天花板,从街头交警的警棍到海军陆战队的登陆艇,都能看到陶氏的产品。”

陶氏化学董事长、总裁兼CEO利伟诚(Andrew N. Liveris)曾说过人的一生中有四个水桶:家庭、自己、朋友和工作,而生活只能给你装满两水桶的水量。“在过去的10年里,我把我的‘水’给了家庭和工作。”

在评论家看来,在陶氏工作三十余年的利伟诚绝不仅仅是“填满了工作这个水桶”。“意识超前、敢于冒险的利伟诚让陶氏从一家单纯的化学制品公司,变为一家以技术为驱动,在化学制品、特殊化学制品和研究领域都有涉及的综合性企业。”外界如此评价他。

现在,利伟诚的生活中又添了一个“水桶”,20117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其和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为新建立的先进制造合作委员会(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担任联合主席。该委员会集合了美国其他一些主要的制造商、若干所顶级的美国理工类大学,以及相关技术部门的政府官员,旨在制定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规划,使技术概念能够加速转化为生产和市场竞争优势,确保美国制造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几乎就在得到奥巴马任命的同时,利伟诚的第一本书《Make It in America: The Case for Re-Inventing The Economy》出版。利伟诚在书上表示“世界制造业正处在一个黄金期,可惜的是美国却离这个黄金期比较远……。中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于制造业都有综合性的研究,因为他们笃信制造业对于本国经济是十分关键的,而这正是美国人所欠缺的,我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对制造业发展做出整体规划,采取政府干预,重振美国制造业。”

从澳洲到美洲

利伟诚19545月出生于澳大利亚达尔文市一个希腊移民家庭里,在他上学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了。从布里斯班高级中学毕业后,利伟诚进入昆士兰大学学习化学工程。1976年,利伟诚以优异的成绩从昆士兰大学毕业,随后就进入了陶氏在墨尔本的分公司工作。

在利伟诚工作后不久,利伟诚的母亲去世,使得他不得不留在澳大利亚照顾自己的两个妹妹,因此他放弃了多次前往海外工作的机会。在澳大利亚工作了近13年后,利伟诚于1989年被任命为陶氏泰国分公司总经理,这是他第一次到海外任职。不久之后利伟诚又开始负责陶氏亚太地区业务。1992年,他在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同时又兼管乳化树脂和风险企业两大部门。1993年,利伟诚调往美国,担任陶氏新兴企业部门总经理,一年后,他又被提升为该部门副总裁。1995年,利伟诚重返亚洲,担任陶氏亚太地区总裁。

利伟诚在亚太地区待了三年。1998年,利伟诚重回美国,担任特殊化学品部门副总裁。2000年,他被任命为高性能化学品部门总裁,在这个岗位上,他帮助陶氏新建了7个全球性业务中心,为全世界提供30多种总价值为51亿美元的高性能化学产品。

200311月份,陶氏董事会任命利伟诚为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同时,外界还普遍报道利伟诚已经被确定为陶氏下一任CEO和董事长,在时任CEO的威廉·史塔夫普洛斯(William M. Stavropoulos)任期满时接替其职。

陶氏这样的任命是“经过全面及细致的考虑采做出的决定”,目的是让陶氏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经济复苏计划。利伟诚甫一上任,就负责陶氏长期发展计划和矫正公司组织结构来增加股东价值,而这些实际上是史塔夫普洛斯之前的工作。

在成为首席运营官后的100天内,利伟诚和他的团队重塑了结构来让公司财务状况恢复健康。“实际上,我们施行了一项二阶段三层发展规划。第一阶段我们要让公司恢复、保持健康的财务状况并让很多东西制度化以保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生产效率和财务状况良好。第二阶段我们则要做到改变行业规则从而改变整个行业,这是最困难的,因为削减成本已经融入到我们公司的DNA中,而这还远远不够。”利伟诚在2007年接受德国《FOCUS》杂志采访时说道。

明日陶氏

2004年,利伟诚得到董事会的任命,成为陶氏新一任CEO。利伟诚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减少公司在塑料等竞争十分激烈的大宗化学品的投入,转而加大那些利润率更高的定制型化学产品、塑料制品和高级材料。同时,利伟诚加大了建立基础化学产品合资公司的力度,这不仅为陶氏省出了大量现金投入上述高科技领域,也让陶氏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扩张。

此外,利伟诚“重新点燃陶氏创新的引擎”,自2005年开始,陶氏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多达16亿美元,它还与麻省理工等15所美国高校展开研究合作,加大了在催化剂、材料科学、聚合物和生物科技等优势方面的投入,开发出诸如光电瓷砖等新产品,并将材料科学融入到聚合物生产中以生产出顾客需要的产品。

在接受《FOCUS》杂志采访时,利伟诚表示他成为CEO时公司正处于第二阶段。“削减成本固然重要,但这不是全部。我们缺乏曾经的创新精神,上世纪60年代的我们曾向现在的谷歌那样,是创新的代表。而如今,我们则像很多化工企业一样,依然在靠上世纪60-70年代的产品生存。”

“在我刚进入陶氏工作时,我们曾经以疯狂的速度推出新产品,就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了那样,那时的我们不断给世界带来惊喜。而我成为CEO时,我们已经有20多年没做到这一点了。我们需要在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并购上大做文章,并且培养出能够完成这样任务的人才。我们希望能像30多年前那样,从老百姓家的防火瓷砖到白宫的天花板,从街头交警的警棍到海军陆战队的登陆艇,都能看到陶氏的产品。”

有人说这几乎是等于重构陶氏,但利伟诚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陶氏1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改变自己。“它最初是普通的无机化学品生产商,二战后它成为了一家石化公司,到了80年代,它试图成为一家医药及日常消费品公司,虽然计划失败但它仍然转型为石化和塑料公司。我现在做得只是另一场变革而已。”

利伟诚认为陶氏和其它化工企业一样,处于生产链的中游,夹在原料供应商和成品制造商中间,这要求化工企业不断地审时度势,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为了摸清现代化工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化工企业的创新方向,利伟诚在成为陶氏CEO后的7个月内拜访了22个化工公司的CEO,向他们讨教。让利伟诚庆幸的是,这些CEO都很慷慨地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了他。

“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将自己的产业向下游扩展,并努力找到适合现代世界的发展方式,这是我所认为的‘明日陶氏’(Dow of Tomorrow)。”利伟诚在就任CEO时说道。现在,他和陶氏仍然在为这一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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