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如何破局
发布时间：2011-10-12 12:49:07 来源于：江舟
摘要：
9月的第二周，一年一度的胡润和福布斯这两个富豪榜发布大戏相继开场，继续赚取着媒体的眼球。
9月23日，胡润百富创始人胡润在北京表示，中国财富超过百亿元的富豪人数已经高达129人，这只是“阳光下公开的百亿富豪”，如加上“财不外露”的隐形富豪，中国身家过百亿的富豪至少有260人左右。胡润还就中美富豪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今年中国拥有10亿美元级别的富豪数量实际已经超过美国。“虽然我们今年只找到了270位拥有10亿美元的富豪，但实际上中国大概有540-600位的10亿美元级别富豪。”
与此同时，8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显示，中国大陆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而且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自上世纪90年代后就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方面是数万人拥有过亿甚至上百亿的身家，5000万元一套的首饰不愁买家，900万美元的“萨林”顶级跑车随便开，还有每月物业管理费达十几万元的豪宅??。另一方面，还有因子女上不起学而自杀的父母，有连做房奴都没有资格的“蚁族”和“鼠族”??
知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鲁军近日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指出，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是和我们改革最初的设计有关系的。杨鲁军认为， “改革开放30余年到今天，如果仍不作出明确的理论、政策乃至法律的界定，那么中国社会就会经过一个危险的动荡期。”
资本神话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1999年，当英国青年会计师胡润首次编制百富榜时，中国富豪第50名的财富只有5000万元，而到了2011年，第50名的资产已经达到170亿元。
杨鲁军表示，不管是哪一个富豪榜，里面的富豪大部分都是最近这10余年里突然富起来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个人财富和家族财富以如此迅速的速度膨胀实属罕见。“美国的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克莱斯勒家族都是经过上百年的积聚演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财富规模。而我们只在一代人的某一个时点上就迅速地完成了，这已经不能用‘资本积累’这四个字来形容了，这是创造了一种资本神话。”
为什么在最近这10余年间，中国富豪的财富会呈井喷式增长呢？杨鲁军认为，1999年以前国家对个人富豪是非常警惕的，首先从政党角度，有人“富可敌国”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第二，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不安全因素，如果有富豪身家几百亿，比一个中等城市的国民收入还要多，则他资金的进出流动就很容易操控这个城市；最后，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也是不利的。“但此后，党的政策变了，国家放手让你创造资本神话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郭于华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近10多年来，中国富豪的暴富说到底还是一个权贵结合的问题。“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且追求高额利润，但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东西来制约它，就不会那么爆发性地积聚。在积聚的过程中，资本会作恶，会对很多人的利益进行剥夺，对很多人的权利形成侵害。”
郭于华表示，制约资本作恶的力量本来是法律和政府权力，但现在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和不受制约的资本联手，想不强大都难。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认为，财富数字和积累时间长短并不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富豪主要有三种人：一是房地产开发商；第二种是做实业的企业家；第三种则是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新经济企业家。“这三种要单独拿出其中同类型的和别的国家比较，才有意义。以实体经济为例，中国的实业做大做强，这也代表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朱旭峰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
朱旭峰表示，中国的新经济包括网络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增加导致了这个市场的变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网络公司，美国衡量它的价值的标准就是点击率。中国人这么多。如，新浪微博只花了2年的时间就发展到2亿用户，而Twitter却花了5年的时间才积攒到2亿用户。”
不过，杨鲁军也指出，富豪们资产的急剧膨胀跟国有资产的流失几乎是同步的和同比的，即国有资产流失了多少他们的财富就膨胀了多少。“还有一些跟稀缺资源的私有化有关系。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是全国出产富豪最多的地方，为什么富豪最多的地方不是东部发达地区，而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呢？因为西部地区是中国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杨鲁军说，有人形容鄂尔多斯是“羊煤土气”——即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这些稀缺资源本来是归全民所有，但由于存在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很多变成私人财富了。
“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几个底线没有突破，如果突破的话，下一个10年，恐怕拥有几十亿元身家都上不了富豪榜。”杨鲁军指出，这些“底线”包括：土地私有化、私人开办银行以及基础设施的私有化。
民众的怨气因何而生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主任仲大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个历史过程。“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所有的中国人都很有奔头，那时候大家觉得只要拼命干，朝着改革的目标，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到了今天，阶层基本上固化了，一部分人再干也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再干所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也只能落入到少数人的腰包里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不断增长、财富不断涌现，但是财富与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都不大，甚至越来越远。很多人都产生了疑问：如果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普通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富裕起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福利还能不能进一步改进？”
仲大军说，现在来看，希望似乎很渺茫，因为再发展也只不过是为少数富人的致富而发展了。他认为，这种现象使底层的民众越来越绝望。”
朱旭峰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当时的中国相对较穷，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是让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让其中一部分人富得更快。“最开始的改革其实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就是我的富裕不会影响到你的富裕，但现在当大家都相对富裕起来以后，如果蛋糕无法再做大，有一部分人再想富，就可能影响到其他人的财富积累，这就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增长了。”
郭于华也表示，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在定型化，在此过程中的机会相对来说处在一个锁闭的状态，也就是说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窄，甚至无法向上流动，渠道被堵塞了。“底层的孩子再聪明、再努力，都有可能改变不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最突出的机会不平等。现在有很多官二代和富二代都在拼爹，甚至都拼干爹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谁要是拿自己的父母说事，是一种耻辱。可是在中国，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杨鲁军指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平衡和愤怒情绪，就是因为很多富豪富起来的过程是不透明，甚至是不公平的。“由于我们国家改革政策的不对称造成了人们信息的不对称、机会的不对称，所以最后就造成了结果的不对称。富的富可敌国，穷的连生存都有困难。”
郭于华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不是仇富，“他看的是你怎么富起来的。”她对记者表示，中国的下层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如果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必然就会绝望。“比例不用很高，只要有1%的人绝望，那就不得了了，绝望再加上怨恨就会产生更多的仇恨，让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
郭于华认为，底层民众的反抗本身就挺让人绝望的，“因为不能形成一种压力的施加来催促改革、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压力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理性地表达，可是现在没有和平理性表达的渠道，许多正当的利益表达都被压制住了，这就会形成一种危险的状态。”
如何实现“共富”
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誓，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9月4日，在致广西南宁开幕的亚洲政党专题会议的贺信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亦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申以“人民”为核心的发展和分配理念。
朱旭峰认为，从“包容性增长”到“共同富裕”，中央的这些提法既有因果关系，又一脉相承。“包容性增长主要指产出的结果，增长是一个产出，结果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拥有享受到增长的成果的机会。现在共同富裕更多考虑的是民生和财富分配。”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共同<
（责任编辑：江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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