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者的“中产陷阱”
发布时间：2015-04-03 15:19:35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欧美终于发现，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对于生活安定的中产阶级同样具有吸引力，但他们似乎还没有想出对策。
今年2月2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捅出一则重磅新闻：曾经多次出现在伊斯兰极端组织“ISIS”砍头视频中的蒙面行刑人，著名的“上镜侩子手”，被媒体称为“圣战约翰”（Jihadi John）的神秘人，真实身份是一名来自英国的大学生，真名叫做默罕默德·艾姆瓦兹（Mohammed Emwazi）。之后，英国政府确认了这一消息。
“圣战约翰”的诞生
在ISIS去年放出的几个行刑视频中，“圣战约翰”是画面中唯一用面罩遮脸的外国士兵，也正是他，亲手实施了对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James Foley）和数名欧美人质的斩首。《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一出街便引起高度关注，神秘侩子手的身份当然是一个爆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以往的主流声音，多数将投奔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外国人归纳为失败者、边缘人或社会底层。社会学家和反恐专家也信誓旦旦地说：经济上的受挫感是产生极端主义的根源，所以ISIS这样的组织很难向经济发达、社会相对稳定的西方国家渗透；西方国家得以稳定的社会基石，即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本身也不在极端组织的招募框架之内。
而“圣战约翰”身份的曝光，戳破了媒体和专家一厢情愿的看法。因为按照西方社会的价值标准衡量，艾姆瓦兹并不是那种典型的边缘人，更算不上失败者。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艾姆瓦兹出生在科威特，有一个开出租车的父亲。上世纪90年代初，怀着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艾姆瓦兹一家五口移民至伦敦，小“圣战约翰”也顺利进入当地公学读书，期间从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2006年高中毕业后，“圣战约翰”申请了威斯敏斯特大学就读本科。就像很多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一样，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务实的专业：信息系统与商务管理。
按照我们已知的理论，前半生中规中矩的“圣战约翰”真是一个相当反常的恐怖组织招募对象。正如《华盛顿邮报》记者凯伦·塔默蒂（Karen Tumulty）在推特上指出的：“就像奥萨玛·本·拉登一样，‘圣战约翰’出身中上阶层家庭。两个例子都与所谓的‘经济受挫论’相矛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艾姆瓦兹，最后成为了极端组织的恐怖象征和最死忠的追随者。这让西方社会感到困惑又担忧。
ISIS到底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国际招募力，各国政府至今仍在努力破解。今年才27岁的艾姆瓦兹，到底是如何从一名普通的伦敦青年，转眼就化身为恶魔的爪牙，自然成为了西方社会重点分析和推测的课题。
欧洲的碎片
“圣战约翰”在伦敦时，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埃奇韦尔路（Edgware Road)附近一栋英式公寓楼里。这里距离白金汉宫只有约2英里，步行去著名的伦敦摄政公园（Regent’s Park）只需10分钟。虽然公寓是政府提供的出租房，邻居也都是与他们家差不多的阿拉伯新移民，但是距他们一街之隔便是伦敦地产黄金地段之一的兰仆林路（Ladbroke Grove Road）。这条路位于诺丁山（Notting Hill）区北部，住房均价超过百万英镑。
诺丁山区北部，这个西伦敦最抢手的黄金地段汇集了大量伦敦政客和名流，其中就包括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身边的数位顾问及好友。这群扎堆居住的年轻保守党精英，被英国媒体称为“卡梅伦的诺丁山帮”（David Cameron’s Notting Hill Set）。
名流遍地的诺丁山区是伦敦的骄傲。不过，英国政府规定，地产开发商必须在其开发的区域内留出一定比例公租房，以便尽量促进各阶层之间的交流，并通过政府资助地区公立教育等方式，避免阶级固化。“圣战约翰”一家1994年刚从科威特移民到伦敦时，便住进了这种公租房。在这种政策影响下，诺丁山北区无形中被分割成各种小块区域，公租房与豪宅区隔街相望，交错而立。
但是，政府希望促进阶层互通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居住在诺丁山区的普通居民仍旧与周围的精英格格不入。自“圣战约翰”1994年来到伦敦开始，与诸多从英国跑去加入“圣战”的年轻人一样，属于他这个时代的英国社会，壁垒高筑，阶层固化日趋严重。而作为金融中心的伦敦，工作机会几乎完全分散在各类服务性行业中。这其中，因为教育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那些诸如金融、法律、医疗等高收入行业的壁垒越来越高。尤其是新移民，作为这个社会的陌生人，实际能够选择的工作机会极少。
诺丁山区就像是一个微缩版的英国，展示着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裂痕，也展示着弥漫整个欧洲的两极分化现象。城市中产阶级——不仅包括那些从第三世界涌向欧洲的新移民，同样包括原本便生活在此地的白人市民——曾经被许以自由与繁荣，但最终却遭到精英主义潮流的背弃。
值得注意的是，据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统计，近年来在全球“圣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中，就有7名来自伦敦诺丁山区。其中就包括去年一度被美国媒体指认为“圣战约翰”的伦敦饶舌歌手、ISIS成员、埃及移民后代阿卜杜-马吉德·阿卜杜·巴里（Abdel-Majed Abdel Bary）。
“我觉得自己身陷囚牢，关住我的不是铁窗，而是伦敦。”在2010年写给友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艾姆瓦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这大概可以代表与他处境类似的年轻人群体的心理状态。他们不是极少数，也不是失败者，甚至来自生活安定的中产家庭，但依然时常感到被忽视，在森严的阶层壁垒面前感到无力。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如同最后一根稻草，也如同蝴蝶翅膀的第一次振动，让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不幸恰好在2009年毕业的艾姆瓦兹找不到工作，决定前往故乡科威特寻找机会，从此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那些欧美“圣战士”们
事实是，不止在欧洲，ISIS在崛起过程中，吸引了大量来自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青少年。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美国情报官员的话称，根据社交网站监控，目前至少有30-40名美国公民加入了ISIS和其他在叙利亚、伊拉克活动的“圣战”组织，他们大多是年龄在18-29岁之间的成年男性，帮助极端组织从事各种战斗和非战斗性工作。但实际上，由于在极端组织控制地区开展情报工作极度危险，美国政府目前只能根据公开消息来源进行统计，这意味着，正在为“圣战”组织服务的美国公民实际人数很可能远远超过40。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加糟糕，按人均计算尤其如此。在“灾情”较为严重的法国，去年的估算人数就已经超过1000。
仅就ISIS而言，该组织目前约有2万名海外战士，其中约四分之一来自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这2万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居民的子女而非移民后代，而且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女比例更是高得惊人。就在“圣战约翰”身份曝光一天之后，美国当局在纽约布鲁克林区逮捕了两名男子，这两人据称正在密谋加入ISIS或是在美国本土制造恐怖袭击。稍早之前，伦敦还发生过一起在校女生莫名失踪的奇怪案件，现在，当局认为这三名学生很可能已经离开英国、进入叙利亚境内。
观察ISIS之前发布的视频，会发现他们在宣传和消息传递过程中，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员反复出现，存在感极为强烈。比如，视频中的演讲者都是英语母语者，通常来自欧美或澳大利亚，然后才翻译成俄语、印度尼西亚语、印度语等；镜头总是刻意扫过这些成员的脸，暗示观众凭借视频画面去确认他们的身份。
“某种意义上，极端组织通过对欧美士兵的过度宣传，制造了更强烈的冲突感，感觉也更加残忍。这些士兵的大量存在确实让极端组织更难对付了，因为他们通常比那些典型的叙利亚叛军还要死心塌地。”研究伊斯兰“圣战”历史的权威学者托马斯·海格罕默（Thomas Hegghammer）说。
难挡宣传攻势
为什么这些来自中上家庭的青年，会不远万里奔赴他国，投身别人的暴力事业？很多分析家和决策者认为，不外乎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外在动因指的是个人对国际大势的理解，内在动因则包括国弱家贫、教育水平低下和社会地位弱势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专家们对中产阶层的恐怖主义免疫力如此自信的原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圣战约翰”这样的例子一再否定从前的理论，研究者的分歧越来越大。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恐怖分子，每个恐怖分子是如何转变的，似乎根本无法归纳。
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恐怖主义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约翰·霍根（John Horgen）也是“经济受挫论”的反对者。他说：“恐怖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研究这个问题40年，至今都没能给出个轮廓。每个恐怖分子的转变都带有偶然性，‘圣战约翰’并不能代表其他人，但是把来自稳定社会和富裕家庭的人全部排除在外，是毫无根据的。”
不清楚原因就无法制定对策。这也正是眼下西方国家的困境：无法有效打击极端组织的宣传攻势，及时阻止潜在极端分子的转变。
从基地组织开始，极端伊斯兰组织都把媒体和公共关系作为“圣战”的重要战场，以网络宣传作为招募新成员的主要手段。各国政府也深知这一点。2010年，美国成立了“战略反恐传播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Counterterrorism Communications，简称CSCC），专门打击“圣战”网络宣传，破坏极端组织的宣传和招募。“一半以上的战斗都发生在媒体上。”据说CSCC所有内部PPT上都写着这么一句话。他们已经意识到，语言和传播的战争，比舰队、汽油弹和刺刀火拼更加重要。只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他们似乎还不得要领。
“极端分子都坚信，为‘圣战’而牺牲者会上天堂，真主会照拂他们的家人和身后事。要阻止ISIS的宣传渗透，你就得想出比这更好的口号，讲更漂亮的故事，甚至编织更美妙的谎言。”CSCC协调员阿尔贝托·费尔南德兹（Alberto Fernandez）说，“我们有伟大的爵士乐，我们都爱穆斯林，但说这些没用，引用国务卿的外交辞令更加没用。这些话对于潜在极端分子来说，枯燥透顶、毫无说服力。”
中产阶层在极端组织里的数量上升，无疑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重要的是，这些来自中产家庭的孩子想要什么？你能否给予更好的许诺？”约翰·霍根说，“显然我们还没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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