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黎巴嫩当志愿者
发布时间：2014-12-02 13:40:10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编者按：滕杰，现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今年夏天，他来到黎巴嫩贝卡谷地（Beqaa Valley）难
“你觉得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吗？”在我离开前，一个学生如是问。
的确，尽管黎巴嫩地处中东，却全然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街上，你能够看到打扮时髦、衣着清凉的年轻女子，也能看到一对对举止亲密的情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组成了这个地中海小国的精神支柱。
物价奇贵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12个小时的航程，从上海途径卡塔尔转机，终于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Beirut）落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洗去了浑身的疲惫。说到第一印象是在公共厕所，清洁工阿姨礼貌地对我说：Bonjour。
黎巴嫩曾一度在法国的统治下。在这里，大多数人多少会说法语，阿拉伯语也是通用语言，但是要找到个会说英语的当地人就不容易了。我们入住的公寓管理员就是一个。
公寓位于贝鲁特市中心。房东是个热情的当地人，当得知我们是国际志愿者时，就以相对便宜的租金租给了我们，还特意为我们安装了无线网络。
不过，面对因年久失修、供电系统常常负荷运作而断电的情况，房东也无可奈何。打开冰箱，一股馊味扑鼻而来，我和室友面面相觑，只能来到街上觅食。
最受欢迎的美食就是当地的“薄肉饼”，直径约有20厘米，饼上覆盖着一层阿拉伯香料和好的肉馅、西红柿丁和红辣椒片，烤熟之后，卷着吃。有意思的是，这种特质的烤炉使用的是明火。看似简单粗暴的烧烤，吃上去又脆又香，尤其是涂上一层白色的特制酱料后，极其美味。每块饼只要1500黎（巴嫩）镑，正好1美元。
我在黎巴嫩6周的时间，几乎餐餐都是“薄肉饼”。不仅仅是因为美味，而且这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便宜货。一罐国内售价2元的可乐，在这里则需1美元。如果两人去家餐馆，点上肉饼、面包、沙拉等等，就得花上近3万黎镑。可以想见，贝鲁特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之一。
在黎巴嫩，唯一一次见到中国同胞是在超市买东西，我听到了耳熟的中国某地方言，原来是一家中国科技企业在黎巴嫩的员工。虽然中国人不多，但是当地人对我还是挺友好的。
令我惊讶的是，有一次路过检查站，持枪戒备的军人检查我的护照和身份证时，竟然能用带着当地口音的中文发音大致念出我的名字来。
坑爹出租
黎巴嫩没有公交，出远门就依赖红色牌照的出租车了。说实在的，我对黎巴嫩最不满意的就是出租车了。
出租车都是私人运营的，没有计价器和收费标准，车费就是出发前和司机商议。包车价是拼车（载客过程中，司机会拉载新的乘客）价的四五倍，我一般选择拼车价。
有一回，我和司机商量好的拼车价是2000黎镑，而我钱包里最低的币值是5000黎镑，但是司机说，这是他这天的第一单生意，没有零钱。我和他争辩了很久，最后还是被他赖掉了3000黎镑。
更糟糕的是，我们同队的一个小姑娘在一个人乘车时遭到出租车司机的骚扰。小姑娘坐在前排，司机每次说话都会抓着她的手，她很害怕。
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包括出租车大多是可以直接进汽车博物馆的老爷奔驰车，复古、怀旧的色调，有的还有弹孔，有的手摇窗连手柄都丢了。
黎巴嫩的道路错综复杂，而且没有明确的路牌，甚至没有停车线。出租车司机开车彪悍凶猛，却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车技精湛，把老爷车开得像在开拉力赛。
不少车子还插着德国国旗，原来都是些德国球迷。我和他们聊起刚结束没多久的世界杯，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车流中也不乏崭新的豪华车，代表着新富阶层。唯独不见年份适中、价位适中的车——汽车的断代，或许寓意着一个时代的断层——1975到1990年，25年的内战时期。
尽管在经历几十年的内战后，黎巴嫩的生活已经趋于宁静，但某些地区依然不太平。行走在黎巴嫩，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停放的装甲车。
有一次，我和一位澳大利亚的志愿者走过Shatila——位于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它因1982年发生在这里的大屠杀而为世人所知。30多年过去了，这里依旧破败不堪，无数电线杂乱无章地缠绕在空中，两旁的楼房布满弹孔，没有一户人家安装玻璃窗，而是代之以毛毡。房子上插着巴勒斯坦的国旗、阿拉法特的头像。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拍照，只能装作在看手机时随手拍下这里的景象。这时，一位巴勒斯坦青年用英文问我：“你旁边的是美国人吗？”语气中颇有敌意。我说：“不，她是澳大利亚人。”
原本我还想趁机去第二大城市的黎波里游玩，但那里接连发生了几次爆炸，一时间人心惶惶，基本处于半封锁状态，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行程。边境小镇阿萨尔也遭到叙利亚反对派越境打击，伤亡惨重。
路边的一座白色围墙上，嫩绿色的英文异常醒目，“live，love，laugh”。在一次次的战乱和重建中，黎巴嫩人养成了享受生活的态度。
迷惘一代
或许正因为黎巴嫩经历过这样的战火纷飞，所以在面对因邻国叙利亚内战而逃亡来的难民们多了些宽容。
110.05万。这是截至今年6月，逃到黎巴嫩寻求难民身份的叙利亚人数。两年前，这个数字仅为1万余名。如今，在黎巴嫩，每5个人中就有1个是叙利亚难民。
更触目惊心的是，其中超过一半的难民年龄不足18岁，六成儿童无法上学，这群孩子被媒体称为叙利亚版“迷惘的一代”（Syria’s lost generation）。
为了让这些儿童顺利进入当地学校继续学习，当地Kayany Foundation非政府组织与贝鲁特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AUB）以及联合国社会事务部（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MOSA）合作，在贝卡谷地难民营建立了Ghata非正式难民教育学校，教给他们所脱节的知识。
我们这23人的志愿者队伍分组，轮流为Ghata学校里的600多名来自Al Telyani和Al Jaled营地的学生上课。
40平方米的教室能容纳45个学生，讲台、课桌、椅子都是由简单的木板和钢管拼接而成，两台大大的电扇吊在墙上。4间这样的教室成回字形，中间围出的空地就是操场。
每天早上九点半，上课铃声响起，身穿灰色校服、背着红色水壶的孩子们跑向操场，右手齐肩举起，6-10人为一列整齐列队。每个孩子胸口挂着校牌，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年龄。
正值酷暑，女孩儿的头上却依旧裹着头巾，短袖校服里还穿着长袖上衣。在难民营里，能一眼认出叙利亚妇女，裹着严实头巾的就是。黎巴嫩妇女则与我们无异。
我们每天给孩子们上一些基础课程，比如健康与营养、基础地理与文化、卫生、基础英语等等，像看到有的小朋友随手从树上摘了果子，就直接放嘴里吃了，我们就教他们要会辨认可不可食，吃之前要清洗、洗手等等。
还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带了一张世界地图放在讲台边，孩子们席地拥坐在教室中间的厚地毯上。他们好像都没有见过世界地图，在他们的印象里，只有叙利亚一个国家。我们就指给他们看，叙利亚在哪里。接着，我们各自介绍自己的国家，波兰、埃及、英国……对他们来说，就像打开了另一扇门那样新奇。
每年，联合国教育与高等教育部对30-50名Ghata学生进行评估，通过的学生将得到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今年9月，有极少几名同学在黎巴嫩当地学校就学。
Ghata学校周围用铁丝网隔离着，许多未能入学的孩子时常在上课期间趴在铁丝网上望着学校里面，我们看到了也会和他们做游戏玩。
叙利亚战乱可能会持续三五年，也可能是三五十年，“这没人知道，但是没关系，我们能应付。” 项目负责人告诉我，这些教室都是难民利用就近的材料搭建的。搭建一间教室，大约要1万美元，相较便宜而实用。目前只有两所Ghata学校，1200多名儿童，很快，第三所Ghata学校也将开学了。
战争创伤
来黎巴嫩之前，我不曾经历过战争，甚至不能理解战争带来的创伤。在难民营里的工作带我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Ghata学校每周都有绘画课程，老师告诉我，这其实是儿童心理治疗的一种方式。
有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画的是亲人和朋友被杀害的场景。她的亲人全身都是红色的，甚至手臂都断了，房子上面是正在投弹的飞机。在画册的扉页，她写道：希望叙利亚这个名字永远不会磨灭。
我在难民营里见到很多这样的孩子。色彩斑斓的一本本画册上讲述着一个个悲伤的故事，随处可见鲜红的血、轰鸣的飞机和哭泣的面容。
一个女孩用还不熟练的英文写道：“我们不得不离开家乡，投奔在黎巴嫩的亲属，这让我很伤心，我希望我们终有一天回到故土。”
比起孩子们对故土的留恋，成年人则更加现实。“叙利亚没有未来。”一个年轻人亲口对我说道。在这里，有太多的悲伤。一对姐弟曾亲眼目睹父亲在街上被射杀；一个母亲无力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强行拉入军队；渴望学习的学生被迫中断了学业……这里的人大多经历过生离死别，他们的内心充满恐惧与绝望。
这或许是我一生中最接近战争的时候了。每天都在和这些从战争中逃离的人打交道，听他们回忆。他们不再落泪，甚至脸上那悲伤的表情也渐渐收敛，可他们心中的伤口并没有被治愈，或许根本就不可能被治愈。
战争有赢家吗？有正义吗？几乎每一个难民都告诉我，他们痛恨阿萨德政府，也痛恨反对派。因为他们都杀害平民，抢夺财产。那些高尚的旗帜只是他们的掩护。
勉强维生
除了去Ghata学校上课，我们还要去贝鲁特美国大学整理物资。
我们要按照衣服类型、性别、适用年龄等，把这一屋子从英国来的捐赠物资分类，再从难民营管理人员那里拿到名单，每户人家里的小孩是男孩是女孩，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将合适的衣物打包，分别送到每户人家手里。我们要确保每个孩子至少有一件新添置的衣物。
在难民营里的生活挑战不仅仅是稀缺的衣物，还有紧缺的水资源、匮乏的卫生设施以及糟糕的环境卫生等。
有意思的是，难民营里几乎每顶帐篷都装有卫星电视天线，没有网络的世界，对大多数难民而言，电视机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让失业的大人在晚上消磨时间，也可以让失学的孩子呆在家里，远离街头的危险。
不过，随着凛冬降至，叙利亚难民的日子将越来越难过。“去年冬天，一场大风暴在半夜里席卷了我们的帐篷，柴火都烧完了，衣服也不够暖。今年怎么办？”除了等待援助，他们别无他法。
一位难民告诉我，若想获得难民身份，要花100美元去联合国认证，难民营里的帐篷也需要交租金，便宜的有50美元/月，有的甚至高达150美元/月，而联合国每月的援助费只有120美元。难民们开始在当地寻找工作以生存。
难民能得到的工作大多是种田，或者是当建筑民工、售货员。在这块山谷里，有不少农田，他们就靠种菜、放羊过日子。也有的难民到工地打工，黎巴嫩的建筑工地特别多，民工需求量很大。
不幸的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靠父母维持生计。有个15岁男孩已经将近3年没有上学了，他在黎巴嫩的一家鱼类加工厂工作，每月赚取约60美元，帮助家庭支付居住在地下仓库的租金。他的家人表示现在无力供养他上学。
因为叙利亚难民廉价的劳动力，已经影响到了黎巴嫩居民的就业岗位，大量的难民涌入，黎巴嫩渐渐有心无力，不得不制定些规定。“贝鲁特是不允许一般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的，”我的公寓管理员说，如果在贝鲁特被军人查证发现了，要被抓起来打的。
即便生活再艰难，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依旧虔诚。每天按时做5次祷告，最早的一次在早上五点。每次祷告都要面向麦加的方向，鞠躬、叩头，一丝不苟。
我在黎巴嫩的时候恰逢伊斯兰教的斋月，从清晨六点一直到晚上八点，穆斯林不能进食任何东西。而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个穆斯林都坚持了下来。7月29日的开斋节上，大家欢聚在一起，似乎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贝鲁特市中心，你能够看到教堂和清真寺比邻而建，身着穆斯林长袍的老人和脖子里挂着十字架的年轻人微笑着打招呼，教派的和谐共存不由感叹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本文由滕杰口述，本刊记者董晓寒笔录，本刊记者叶敖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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