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发布时间：2014-12-02 12:46:40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中国虽然正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等问题依然存在，中国
国际上有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说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应该从中等收入国家逐步走向高收入国家，但许多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缓慢下来，甚至停滞、下降。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掉到“陷阱”里面去了。
确实有很多国家出现过这种情况。1980年到2000年，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一个水平。例如，巴西年均增长率只有0.4%，阿根廷年均增长率0.2%，墨西哥年均增长率是0.7%，而南非年均增长率为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或下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68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提到，“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风险依然存在
未来几年，中国能不能顺利地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这对中国来说确实面临很多的挑战。一些国际经验也表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机会并不是很大。现在世界上180多个经济体，真正是高收入国家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很多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就长期的停滞不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情况。
相关的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不公，这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过大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阻碍经济增长呢？首先是会对消费产生影响，会造成消费需求不足，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远低于低收入人群，也就是说当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会降低一个国家的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会带来增长缓慢。
其次，还会带来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很多的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没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也会拖累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再者，也会导致民粹主义政策。对中国来说可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民主治理的国家都出现这样不同的情况。
中国一直未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就是中国在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经济依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如果GDP继续保持7%左右的增速，中国有望在5—10年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经济增速低至5%或6%，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有可能拉长至2025年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
谈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两类影响因素与之相关。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政局动荡、政策摇摆、不断爆发尖锐的社会冲突等，这些情况在拉美国家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表现得很突出。这会影响正常经济增长甚至造成经济发展停滞。
第二，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高储蓄、低消费。当前中国国内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而且过去十几年内这一比重不断下降。这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无法带动经济增长，只能更多依靠出口或者政府投资来拉动增长。
但是，看国际市场的形势，中国的出口很难继续维持过去每年增长20%以上的趋势，继续依靠超常增长的外需来拉动经济是不现实的。而继续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当前各行各业普遍出现的产能过剩，实际上就是投资过度的结果。无论是继续扩大政府直接投资，还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都会使当前的产能过剩局面进一步加剧。
在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情况下，继续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会加重结构失衡，这种发展途径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效率越来越低，甚至走向停滞。所以，如果当前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失衡的状况不改变的话，中国将来有很大的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包括财富差距，大概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第二个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第三个全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第四个中国居民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
从1978年以来到2010年，根据基尼系数的测量，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处在一种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到现在为止最新的数据，也就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概达到了0.38左右，比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了70%左右。
再看一下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从扩大幅度来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超过了农村，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当时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15、0.16，现在达到了0.36左右，扩大了一倍以上。
从全国收入差距来看。在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认为基尼系数是在0.3左右，也是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过程。根据官方的统计估计大概在2009年达到一个最大值大概是0.49，接近了0.5。最近两年官方的统计显示是稍微有点下降，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现在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大概是0.473-0.474的水平，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面临一个财产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在过去十年当中，由于房价的增长，加之各种各样其他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财富集聚和积累的过程，大家的财富都在成倍的增加。对于城市来说，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而且是实际增长率是剔除物价以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年均22%，意味着什么？4年的时间翻一番，8年的时间翻两番，特别是房产达到了25%。
而且对现在这样一个收入差距，有学者认为，存在着一个低估的问题。现在看到的这个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住户调查的基础上的，而住户调查这里面就很多高收入人群往往是不愿意参加这种调查，或者他们不愿意登记他们的收入，这就造成了样本缺失，以及收入低报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低估。
除了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在收入分配领域、财富分配领域当中又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处在不断恶化的状态。
目前，中国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个是城乡之间的财富差距，第二个是垄断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个是在市场领域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这三个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家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
尽管国家希望用一些社会政策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来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财富所带来的收入要远远大于社会政策所能够提供的社会救助的水平，因此某种程度上财富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就会抵消社会政策所产生的再分配的效果。
目前整个收入分配政策中，对于如何调节财富分配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政策手段。根据2007年的数据，包括低保、税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使得基尼系数降低12%，相对于OECD国家曾经利用再分配政策缩小基尼系数40%的情况，这12%的降幅是比较低的。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再分配政策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新的政策手段，也可以加大调整的力度，能够使得再分配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中国必须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要求：首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发展，带来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社会不稳定，还会使投资缺乏。
中国虽然正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等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仍缺少有效的收入差距调节机制和政策体系。
要避免进入陷阱，推动公平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初次分配而言，要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市场体系，再分配方面，就个税来说要让高收入人群承担更多税负，而中等收入人群则减轻负担。对低收入人群尤其贫困人口要加大保障，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提高低保水平。
从税收调节上来看，目前中国的直接税太少，比例太低，而间接税太高，但间接税高是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只有累进的直接税才会缩小收入差距。所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都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产税、遗产税要加快推行，更重要的是要让高收入人群合理纳税。
其次，要防止经济缺少创新能力，因为，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靠的是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土地投入。而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靠的是创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虽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仍处于技术模仿型阶段，国家的创新体制尚需完善。以前中国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可以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水平。现在如果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必须改变原来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创新型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通过结构调整、扩大内需。
再者，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近些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已有很大提升，但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30%，但在1980年代的韩国（韩国当时是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70%。
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滞后，是不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虽然这里头的因果关系要细致的分析，但这种相关性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中国的财政支出要向民生领域进一步倾斜，特别是增加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和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投入。还要加大反腐力度，建立财富公布制度，进一步限制公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建立官员的收入和财富的监测机制。
（本文由CBF记者凌云霄根据11月11日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论道”上，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讲演的内容整理，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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