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逆袭
发布时间：2014-12-02 11:27:37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家族企业生命力异常柔韧，其经验值得任何公司借鉴。
世袭制的讣告
如今的世界上，似乎很少有人能凭血缘继承实权。君主们终其一生，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剪彩和参加葬礼；继承了大量土地的欧洲贵族，若想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仍然要努力向上攀爬；即便是克林顿家族和布什家族这样的美国政治王朝，当选之路也相当曲折。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尚保留着一个例外，那就是家族企业。
资本主义的“尖子生”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宣告家族企业的衰亡。他们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会迫使家族企业走向边缘化。他们还坚信，家族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极容易在家庭成员间引发“豪门恩怨”式争夺，这一缺陷将对企业造成分裂性破坏。
半个世纪之前，管理学专家也开始高呼世袭制必死。他们指出，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投资吸引力和人才吸附能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均数回归原则（regression toward the average，形容指标无论高低，之后总是向平均值接近的趋势），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们常常生出经营能力平庸的后代。事实上，多数国家都有“富不过三代”的类似俗语，认为家族企业式管理注定没有前途。
长久以来，事实似乎一直都在印证反对者的看法。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的家族企业发展都呈倒退趋势。
但现在，这种趋势终于有所逆转。家族企业不但坚守住了阵地，近年来还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商业活动中的存在感。
幸运精子俱乐部
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 and Company）对家族企业的定义是：企业创始人之一或其家族仍然是最大股东，且持有股份不少于18%，同时仍然拥有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指定权。
麦肯锡调查显示，在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可定性为家族企业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15%增加到如今的19%。2008年起至今，这些企业的总销售额年均增幅达到7%，而非家族企业增幅只有6.2%。
家族企业创始者的后代，或者用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话说，“幸运精子俱乐部”（Lucky Sperm Club）的成员们，仍然在商界制高点上呼风唤雨。一些全球顶级跨国企业，如沃尔玛、宝马和三星，经营权仍然掌握在企业创始人后代手中。不久前，欧美金融届两位重量级人物——西班牙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董事长和美国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首席执行官，分别将权力移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安娜 •博汀（Ana Botin）和阿比盖尔•约翰逊（Abigail Johnson）。
你就算一整天只使用家族企业的产品，也能过得非常愉快：早上阅读《纽约时报》（或《每日邮报》），然后开着宝马（或者福特、菲亚特）去上班，一边用三星盖世手机打电话，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火星巧克力，晚上通过康卡斯特有线电视网收看英剧美剧……麦肯锡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趋势似乎还将持续下去。
家庭树全球开花
家族企业数量上升主要应当归功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因为家族式传承在这些国家的大企业中更加常见。
2005年起至今，中国、巴西、俄罗斯和韩国是财富500强企业数量上升最快的国家。麦肯锡预计，到2025年，全球年收入超10亿美元的家族企业将超过15000家（2008年时为8000家）；其中，新兴世界家族企业所占比例将从2010年的16%上升到37%。
在东南亚，在所有年收入超10亿美元的大企业中，85%由家族经营。这个比例在拉丁美洲为75%，在印度为67%，在中东为65%。中国和撒哈拉以南地区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40%和35%，因为两者的大企业多为国有性质。
即便在发达国家，家族企业也没有向死亡预言屈服。大企业创始人和他们的后代曾经热衷于放弃对机构股东的控制权，而现在，这种趋势似乎走到了物极必反的临界点。在欧洲，40%的大型上市公司仍由创始家族掌控。名列500强榜单的美国公司中，15%是家族企业，其中包括世界第一大家族企业——沃尔玛。直到现在，沃尔玛已故创始人山姆•沃顿（Sam Walton，左起第三）的孩子们还都是公司的大股东。山姆的大儿子鲍勃同时担任董事长，另一个儿子吉姆是董事会成员，女儿爱丽丝则继承了一大笔股份。
感谢特殊股权制
曾经，新兴市场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庞大的、流动性充足的资本市场，本地企业无法通过市场获得扩张所需的资金，只能依靠创始家族用所得利润进行再投资。
随着新兴市场的繁荣，越来越多本地企业得以从国内外股票和债券市场获得融资。如此一来，家族所有者面前出现了另一种选择：急流勇退，见好就收，放弃控制权，就像欧美企业主们之前所做的那样。
但是, 家族企业的死亡预言之所以落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股票市场和监管者的宽容。在现行制度下，创始家族就算将大部分股权出售给外部投资者，仍然有办法保持相当程度的控制权，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持有特殊股。
所谓特殊股，即收益权与普通股平等，但在投票方面具有特殊权利的股份。比如加拿大的庞巴迪家族（Bombardier），虽然持有公司股份不足20%，但由于他们持有的是特殊股，家族和管理团队的投票权比重超过50%， 这就保证了家族对公司重要决策的控制权。桑坦德银行的控制者博汀家族甚至只持有公司2%股份，但博汀女士一样能顺利“继位”。为了从企业利润中分得一杯羹，投资者虽不情愿，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这种同股同利但不同投票权的安排，解决了大股东既垄断利润又垄断权利的问题，近几年来在科技公司的公开发行中尤为流行。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脸书（Facebook）将属于扎克伯格王朝，而谷歌终将属于佩奇和布林家族（Page & Brin，谷歌创始人）。
老爸，请把家产交给我
除了通过特殊股防止控制权旁落，很多创始家族能活过”富不过三代“诅咒，牢牢把企业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还有以下几大原因。
首先，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往往都是超凡脱俗的商业天才，比如沃尔玛的山姆•沃顿。无与伦比的个人能力，加上身为控股股东的绝对权威，使他们得以在企业经营中不受外界约束，并因此赋予他们额外的竞争优势。创始者总会去世或隐退，但留在企业文化中的强烈个人烙印却很难磨灭。哪怕后代们只会萧规曹随，也足以守住江山。再者，如今家族企业掌门人也很少把大位传给显而易见的废物。多数家族企业会对未来领导人加以严格训练，送他们到商业学院深造，让他们从低层职位做起等等。越来越多家族企业（尤其在德国）将擅长管理的家族成员调到董事会担任监管职务。
其次，不管上市与否，家族企业的战略目光相对更加长远，他们更擅于从子孙后代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根据季报结果。被誉为“欧洲哈佛”的巴塞罗那IESE商学院研究指出，虽然令人意外，但调查显示确实如此。该学院学者海因里希•列支敦士登（ Heinrich Liechtenstein）说， 相比较而言，非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大多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以便讨好投资者；而私募股权公司控制的企业目光虽然比上市公司长远一些，但同样急于取悦投资者。
家族企业也不像其他企业那样热衷于大幅举债。不久前，葡萄牙金融帝国圣埃斯皮里图银行（Banco Espirito Santo）陷入巨额债务危机，全球市场为之震荡，其控股家族圣埃斯皮里图也因此一败涂地。这是家族企业中的一个反面案例，但同时也能够完美地解释，为什么家族式资本家都害怕负债。这种心态平时可能会限制企业发展，但也能让企业在困难时期更具弹性。
此外，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Business School）的研究显示，家族企业的劳工关系更加融洽。这可能是因为，同样的愿景，同样的承诺，从公司创始家族成员口中讲出来，比从某个外聘老板的口中讲出来，要有说服力得多——因为谁知道，这位领导什么时候自己就卷铺盖走人了呢。研究还显示，在与工会等组织打交道、推动企业效率提升等方面，创始家族成员往往比外来的首席执行官更加强硬。这一点，在那些劳资关系一贯紧张的国家尤为突出。
到现在为止，家族企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普华永道调查发现，16%的家族企业缺少正式的接班人计划；许多家族企业缺少与世界一流企业一争高下的雄心。但总体而言，缺陷已经比过去少得多。尤其是西方大型家族企业，大多拥有完善的组织，不起眼的总部，精益的管理和对效率的执着。它们似乎执意要树立起比其他公司更加优越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也许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巨著《富国论》中所说的，雇佣兵永远都比不上的那份“忧虑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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