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
发布时间：2014-07-05 00:33:09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
山东抚远麦当劳餐厅“5•28血案”发生后，一个名为“全能神”的邪教组织浮出水面，全国为之震惊。
据报道，这个1993年在中国河南起家的邪教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号称拥有300万信徒。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但其追随者众多似可肯定。
目前，中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仅为14个，可其信徒动辄数以十万计，暴力犯罪时有发生。这与欧美日等国家明显不同。
“有事有佛，无事无佛”
有人作过比较，美国现有1000余个邪教组织，欧洲有1317个狂热教派，其中不少具有危险性破坏性，但每个组织的人数十分有限。美国臭名昭著的“人民圣殿教”，最高峰时信徒号称数千，集体自杀时不过百多人。日本以制造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爆名的奥姆真理教，信徒最多时仅为1.54万余名。
这种情况或许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国情的一些特点。以“全能神”为例，其信徒大多为中老年妇女，大多在农村地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大多精神生活空虚。这些都给邪教趁虚而入提供了温床。
这样的分析，自然还不足以解释为何欧美国家邪教组织多而影响小，而中国情况正好相反。
按我的理解，欧美国家之所以“邪不压正”，是因为主流人群都拥有强大的宗教信仰。拿美国来说，接近80%的人口信奉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等各种宗教，其中又有93%的人参与教堂的日常宗教活动，致使邪教组织在多数人中难有市场。
中国则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佛教名为国教，实际靠谱的信众并不多。现在，一些官员及土豪热衷于到寺庙烧香拜佛，迎新之夜忙着去与高僧撞钟，哪里是真的皈依佛门，不过为了祈求佛祖保佑自己升官发财、生意兴隆，普通人也多半在对佛有所求时，才去庙里磕头求拜。
中国人对佛顶礼膜拜，十有八九是把佛作为实用投机的工具，属于典型的“有事有佛，无事无佛”。既然无人真心信教，当邪教以正教的面目出现时，必然会使那些缺少辨别力的人们成为其俘虏。
至于邪教作为一种恶的力量，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赢得许多善良天真的人们信任，以致走火入魔，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凶残事情来？我想，这应该从群体心理学层面上来寻求答案。
大众是“野蛮人”
说到群体心理学，不能不提到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法国学者古斯夫•勒庞那本影响深远的专著《乌合之众》。
该书有个醒目的副题——“大众心理研究”。我个人对心理学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但过去接触的大多是个体心理学方面的著作。社会心理学虽是系统研究社会行为的学科，其实更侧重从个体行为入手，而勒庞开创的大众心理研究，才真正把群体心理作为主要解剖对象。
人是集群动物。但是，并非随便几个人在一起就能构成所谓的群体。按照勒庞的定义，“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通过相关方式而聚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
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作者看来，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在进入以革命为特征的“大众时代”。作为新思想、新观念代表的大众力量，在君主王权传统的废墟上快速崛起，“从此结束了由王侯将相的会议主宰民族命运的时代，步入了由人民的意志主宰的时代”。
然而，“大众具有彻底的破坏性”。勒庞认为，“创造和领导文明的，历来是少数知识精英而非大众”，大众只是“野蛮人”，“其意志永远停留在野蛮阶段”。
大众并非我们一贯宣传认为的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变身为破坏力强大的“野蛮人”，看似匪夷所思，实质是大众天生就受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勒庞在《乌合之众》的导言中承认，“每个民族的内心深处，似乎都会被一种持久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所支配”。可惜受无意识主宰的大众力量并非正能量，往往属于一种被少数领袖人物用来摧毁一切文明的“原始共产主义”破坏力量。典型的案例，是他在书中反复提及的法国大革命，“这也就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曾经温和敦厚的法国国民沦落为残忍暴徒。”
如此颠覆性的结论，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却似乎已为无数历史大事件所证明，由此也构成了勒庞群体心理学的逻辑基点。
自我人格的消失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认为，一个群体的表现，是该群体构成要素的总和，或是它们的平均值。
勒庞的观点恰恰相反。
不仅是把完全不同的个人组织到一起，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存在，更由于在群体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个体的异质被同质化，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无意识。所以，他并不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坚信任何独立的个体都比群体更聪明，“而最不靠谱的也往往是大众的智慧”。他甚至认为，“群体的累加只是愚蠢的累加，而非智慧的集合”。
深层无意识本能操控群体的直接后果，是自我人格的消失。
“融入群体后，个人的明确身份与个性逐渐消失，直到彻底沦为不受自我理智控制的玩偶”。当中世纪突发的鼠疫肆虐夺取无数人生命时，一种认为只有自受鞭笞才能逃脱鼠疫之灾的荒诞行为弥漫欧洲大陆，而在这场人类自我惩罚中竟然无人站出来揭露真相，正表明“群体可以强大到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思考能力”。
这样的历史场景，在我们亲身经历中也能得到印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我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裹挟进一系列荒唐的群体运动中去。1958年代，中学时期的我，与同学们拿破锅烂铁大炼钢铁，做小球藻和人造肉，忙得不亦乐乎却不知其多么荒谬。到了1964年，又去农村参加以“人海战术”为特征的“四清”运动，一本留存至今的“四清日记”，记录了当年一个20岁的中国大学生眼中的农村，无处不是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猖獗活动的场面。之后的“文革”，更与数以亿计的人们，卷入了“破四旧，大串连，打内战，造反夺权”的潮流，上演了一幕幕史无前例的癫狂闹剧。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些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除了极个别人保持了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几乎无人公开站出来反潮流，相反，跟随众声喧哗，乐此不彼地干着那些荒诞不经的恶事丑行。正如勒庞说的那样，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会“产生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他们的这种信念就越坚定”。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谴责当年某些过激人士缺少反思的诚意，却也不能不承认一个民族在深陷集体无意识黑洞时那种难以抗拒的压迫感和无助感。就像勒庞说的那样，孤立的个人或许可以表现得智力正常而有教养，“但处于群体中，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做出与自己利益完全相悖的事，或者与自己平时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
正义的错觉
集体无意识导致自我人格消失，进而又导致群体情绪的极度易变，可以轻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群体只有简单极端的感情。勒庞相信，群体的所有特点，诸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判断和批判精神、感情夸张等，都属于低级进化状态的生命特征，他们的行为主要受脊椎神经支配而非大脑。当这样一种肆无忌惮的群体意识控制人们的行为时，其后果难免不陷于恐怖。
历史上，天文学家布鲁诺被教会活活烧死，美貌数学家和哲学家希帕提娅被基督徒用石头残暴砸死，何以发生在宗教裁判盛行的时代，诸如此类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司空见惯？难道当时的神职人员没有丝毫的人性和良知？
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因为群体从来“不能认知障碍”的存在。群体进入疯狂状态后，会“产生无限狂热的激情”，且其愿望越是受阻便越是激愤，“任何障碍都会被粗暴地摧毁”。一句话，群体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他们的心目中从来没有“不可能”的概念，直至成为甘心情愿“被本能肆意支配的机械性机器”。
经验则证明，独立的个人常能明辨是非，在惧怕犯罪的意识作用下，也不大可能去单独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然而，当他成为群体一员后，“会认为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是理所当然，而且合乎情理与法律”，从而“使得群体越发地自我放纵”。换言之，群体的数量优势具有一种释放个人“破坏性本能的力量，它可以让他做出烧杀抢掠等无法无天的事情”。
这种近乎变态的情绪极端化，一旦与“革命群体”联系在一起，便更其可怕。在革命的名义下，群体的共同行为会造成一种“正义的错觉”，“无论是多么惨绝人寰的暴行，群体人都不会认为自己邪恶，反而坚信自己负有替天行道的使命”。
此次抚远“5•28血案”中被抓的“全能神”犯罪嫌疑人张立冬，在被问及是否害怕法律制裁时，回答说“不害怕，我们相信神”，自认是在替神除恶魔。而“文革”中的人们所以会做出数不胜数的违背人性公理、亵渎人类良知、突破道德底线的荒唐行为，也无不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号。由此足见群体人在“正义错觉”的蒙蔽下，不可避免会在错误的路径上越走越远。
谎言妄想和偶像崇拜
基于群体幻觉所爆发出来的破坏力超乎寻常，但这种爆发通常十分短暂，极端情绪化的情感总是来去匆匆。
群体用什么来抚慰自己骚动不安的灵魂？这里交杂着多重因素，其中最不容忽略的要算谎言和偶像。
对谎言笃信不疑，分不清幻觉与真相，是所有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群体人数越庞大，情绪越癫狂，越需要借助谎言来支撑其狂躁不羁的整体性行为。勒庞在写作《乌合之众》一书时，恰逢巴黎发生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件，以致满城谣诼四起，人心浮动。他总结事件的全过程，认为谎言一般会历经从制造、被肯定到扩散多个阶段，当谎言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时，离真相就越远。
事实上，千百年来，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可是无论这谎言怎样一次又一次的被事实证明是无稽之谈，却总是不断有人拿来翻新重演。“全能神”教不遗余力宣扬的所谓“神迹”，说什么“东方发出一道闪电直照西方，神第二次秘密降身（第一次是耶稣）来拯救中国人”，故事编造得十分拙劣，照样诱惑许多无知的追随者磕首跪拜。
很多时候，人们需要谎言和妄想来慰藉内心的焦虑不安，这是群体人集合在一起的理由，与此同时，群体还需要偶像崇拜。
如果谎言是维系群体的润滑剂，偶像就是群体存在的精神支柱。“群体永远需要宗教和偶像”，如果一时没有，迟早会创造一个出来。
偶像崇拜本身就是一种偏执的宗教情感。古往今来一切大众偶像都深谙群体心理之道，为了让群体盲目服从自己，善于通过建立惊世骇俗的鲜明形象等手段，不断激发刺激群体的想象力（即妄想症）。诚如杜威所言，“群众犹如一架钢琴，你只需知道按哪些键”。群体的平庸，每每愈加衬托出领袖人物的伟大高明。
同大多数法国人津津乐道一样，勒庞也爱用拿破仑说事。“拿破仑一生自始至终都在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如何强烈地控制群体的想象力”。拿破仑和历来专制暴君、虚伪政客所做的毫无二致，他们“都把群众想象力视为权力的基础”。“只有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情感，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才能成功立脚”。我们或许难以接受如此坦率犀利的揭示，却无法不佩服其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乌合之众》一书面世后，因其立论的特立独行在赢得好评如潮同时，也因不合众议而饱受批评争议。在中国，估计勒庞不会讨人喜欢，他那一反常态的观点，怕是更难获得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我看来，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的最大软肋是缺少足够的实证分析。《乌合之众》全书不乏实例论证，却多半只限于事实的简单引述，与严谨的心理学著作必备的定量分析相距甚远。然而，他以深刻的洞见颠覆了人们对群体行为的惯常认识，不能不说是标新立异的学术创新，而中国的学界至今仍在封闭的思维定势中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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