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7-05 00:27:57    来源于：CBF聚焦网

近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再度让央行副行长易纲广受瞩目。

刊于6月9日的该文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负责管理中国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易纲，日前已被悄然任命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这项任命暗示中国领导层继续把金融改革视为首要任务，也反映出易纲及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影响力正在增强。

报道甚至推断，现年56岁的易纲有可能成为周小川的接班人，其获任这一高层经济顾问组织的高官，即是为接替周做了进一步的铺垫。周小川现年66岁，已经超过了通常65岁的退休年龄，将在2018年结束其最后一个五年任期。

不过，该评论也提到，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易纲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甚至候补委员，在执政党内的地位并不算高。身为中央委员的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和前证监会主席、现任山东省省长郭树清（也有外媒称，他很可能成为国务委员，主管金融），更有可能成为央行行长人选。

中财办人事变局

事实上，上述报道中提及的对易纲的最新任命并非新闻。

此前，据福建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报道，4月25日，福建省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应邀到会作《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的专题报告。这是易纲首次以中财办副主任身份在媒体上亮相。

随后，国内主要新闻及财经媒体均对此作了相应报道，但似乎远不如此番外媒的文章那样引人关注。

中财办副主任是为兼职，从央行网站和外管局官网的信息看，易纲目前仍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在央行8名副行长中排名第三，位居胡晓炼和刘士余之后。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设立于1980年3月，其成员由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领导成员和部分综合经济管理机构（如一行三会、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的领导成员组成，现任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而中财办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的常设机构，除了负责起草经济政策文件，还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供政策建议。

当时就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表示，“央行行长周小川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而易纲此次任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意味着金融领域的官员在高层决策团队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或意在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改革。”

公开报道显示，近期中财办人员变动频频。在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林念修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后不久，此前担任中财办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唐仁健于4月24日空降广西，担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更早前的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去年6月由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调任中财办的方星海，其职务首次得到明确——任职中财办经济一局局长，负责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制定工作。

随着易纲出任中财办副主任，目前中财办副主任仍为3人，另外2人是兼任中央农办主任的陈锡文和曾任国家发改委秘书长的杨伟民。中财办现任主任则是去年3月履新的刘鹤，他的另一职务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其被外界视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与易纲亦颇有交集，两人都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

学而优则仕

回顾易纲的简历，不难发现，这是一条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路径。

易纲1958年3月出生于北京，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易纲的学识是金融界公认的。其在大学任教时编纂的《货币银行学》一版再版，成为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之一。他也是最早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人，1991年就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1992年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1993年发表了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成果。在他看来，“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生大量由于体制变革造成的货币需求。由于经济发展、改革和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产生的刚性需求，保持适当的基础货币增长是必要的。”其相关分析较之近年颇为流行却陷于简单的M2（广义货币）/GDP的“货币超发论”，显然要远为扎实和靠谱。

1997年起，易纲步入仕途，被央行挖去委以重任。1997年至2002年，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长期参与央行货币政策制定，2002年至2003年，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3年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易纲任央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时年46岁的他跻身副部级高官序列。其间，还于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兼任央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易纲出任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09年7月，任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媒体报道说，官员易纲最大的爱好仍是工作和研究。多年来，他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金融市场、经济增长等方面。其学术生涯，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毫不夸张，中文著作11本，英文著作3本，中英文论文共50多篇。这些论文与著作不但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被各国学子引用，也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他被认为是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型官员。

熟悉易纲的人士都称他“博学且勤奋”。与之相识多年的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高级官员Eswar Prasad说，易纲以相当学术的方式处世，考虑问题具有系统性和分析能力，并且愿意接纳不同观点，“从本质上看，易纲是位学者。”

央行“海归”

与周小川、龙永图等从体制中出去，海外修学结束后又回到体制中的“海归”高官不同，易纲也被认为是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完全意义上的“海归”以及国内政府部门级别最高的“海归”之一。

他被指不仅具有国际视野，对中国实际情况亦相当了解。据与他共事过的央行官员称，易纲不照搬外国理论与模式，能很好与国情结合，“办事稳妥、不冒进”。

在易纲前后，近年来央行系统海归官员正日趋增多，但能像易纲这样行至高位和进入经济决策核心部门的却为数仅见。

易纲获任新职前，原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4月7日履新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在国际投行蜚声十余载，熟悉中国经济和政策。不过，其在央行的职位实属“冷衙门”。央行研究局的职责是围绕货币政策决策，对经济增长及运行进行分析与预测，目前由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主管，纪志宏任局长。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也是一种创新安排，属于聘任制公务员，级别为局级。

而由易纲力荐，于2010年初出任中国外汇储备的操盘手、中投公司首席投资官的“海归”朱长虹（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却因中国过去4年来外储投资多元化战略的失败，在今年1月选择离职。

目前在央行系统内任职的“海归”官员还有央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张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接替张新出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的宣昌能（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金融学博士）、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以及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张涛等。

金改或再提速

随着易纲出任新职，舆论普遍认为，决策层将易纲纳入中财办后，中国金融改革有望再次提速。外界同时纷纷从其过往举措和在多个场合发表的有关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以及金融改革的讲话中，试图探究未来该领域改革推进的思路和路径。

一个屡被提及的事实是，在易纲自2009年底开始任外管局局长的5年里，中国外汇储备中黄金的储备始终停留在3389万盎司。报道援引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刘维明的话说，易纲顶住压力不增减黄金，不减持美元资产，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美元走强，黄金大跌后，现在看来无疑是对的。

易纲履任外管局后，在过去5年中，外管局的800件法律法规已经清理500件；分局方面，法律法规从两万件清理到不到200件。在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在提高法律法规透明度上也做出了很大改善。自2010年以来，外管局还接连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接连推出了重磅措施，包括2010年推出进出口核销改革试点、2011年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以及新近刚推出的允许跨国企业跨境资金归集政策等。而这与李克强政府“简政放权”的理念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不谋而合。

易纲不惮于在公开场合发表观点，其对宏观经济、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的表述，则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经济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易纲出任新职后表示，“易纲话语权更重了，得留意他最近的讲话”，他还总结说，“（易纲）对通过出台经济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认为近期人民币贬值和波动是正常的；在改革方面，他主张在实施汇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前，中国应该首先开展外汇改革，并告诫说，利率市场化条件不足”。

今年4月初，易纲在华盛顿参加世行春季年会时说，对待任何形式的经济刺激政策都应该非常小心，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要比外部的刺激更有效。中国的经济增长正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拉动，这将导致一个过渡，从双位数的高增长率转为“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率。

关于正在推进的汇率、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改革议题，易纲的观点是，上述改革存在先后次序。4月12日，他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席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研讨会时表示, 中国应首先大力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和实现汇率双向波动，然后谨慎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逐步推动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

他还坦言，中国金融改革受到一些条件约束。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缺乏预算硬约束机制，对利率并不敏感，还未为利率市场化做好准备；从宏观层面来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下行压力，如果现在完全放开利率，短期利率和融资成本上升将不利于稳定经济增长。

这似乎是与央行行长周小川“唱反调”。就在此前一个月，周小川在两会期间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存款利率放开，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亦在计划之中，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够实现。

就此相关评论认为，“易纲讲的并不是利率市场化条件不具备，而是说金融改革受到其他领域改革和经济环境的约束，要慎重推行，今年的重点是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利率改革宜谨慎推进”。

不过，易纲“强调资金更顺畅跨境流动，以将中国外汇储备降至一个更可控水平”，也遭遇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质疑，后者反对中国当前加速开放资本账户。余永定认为，如果汇率形成机制不改革，资本账户放开将导致很多套利行为，他还曾是港股直通车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在4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暨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期间，易纲即与他就此展开争论，余永定调侃易纲说“汇率市场化步子应该再快一些”。

此外，易纲说，今年有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将使得商业银行可以有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易纲还主张金融对内对外开放。他提出，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包括民间资本发起成立商业银行，以及证券、保险等领域对内对外开放等内容。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引来民营资本和外资，可以使得商业银行差异化竞争，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经营模式，银行之间将来能够有所互补。

“这是一个务实的改革派。”有媒体如是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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