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7-04 23:58:42    来源于：CBF聚焦网

机会的味道

位于印度尼西亚文登市的西罗亚综合医院（ Siloam General Hospital）里，一阵阵潮湿的微风拂过闷热的病房。医院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并没有在病房安装空调。每间病房都摆放着几十张病床。它们被整齐排列在过道两侧，一些米色布帘敷衍了事地保护着病人隐私。在医院护士较少的情况下，这种开放式的设计便于她们照顾到更多病人。患者家属在长长的走廊上等待，队伍一直排到停车场。

与西罗亚毗邻的利波村医院（Lippo Village Hospital）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大厅里，家属们享受着从院内星巴克买来的拿铁，悠闲地打发着时间。除了咖啡，大厅旁还有卖糕点和饰品的小店。与这些东西一样，医疗也是这里待售的商品：最富有的病人被单独安排在总统套房，房间内除了病床，还配备有沙发、冰箱、盆栽和液晶平板电视。

其实，这两家医院的所有者都是印度尼西亚的西罗亚医疗公司。区别在于，在西罗亚综合医院，政府会在一定条件下为每位病人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而在利波村医院，大多数病人都是自己负担全部治疗费。

西罗亚公司是亚洲冉冉升起的私立医疗业的一个缩影。就在眼下，一场围绕着澳大利亚私营医院运营商Healthscope的竞购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Healthscope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都有医疗服务业务。据称，全球最大的医疗集团、总部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HCA公司为了战胜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复星集团，愿意为Healthscope报价50亿美元。今年4月，某财团同意以4.6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中国连锁医院运营商美中互利公司（Chindex）。该财团成员“星光熠熠”，包括复星和私募股权巨头TPG资本等等。

这些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嗅到了机会的味道。虽然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正在放缓，但中产阶层却并没有因此停止崛起。在印度尼西亚，中产及以上收入消费者的人数在2013年达到7400万，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这一数字到2020年将膨胀到1.41亿。持续上升的收入意味着持续上升的医疗服务需求。据普华永道计算，在中国，城市居民平均医疗支出在2002-2010年之间增长了一倍以上。

供需缺口

亚洲各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满足这些飞速增长中的需求。马来西亚和泰国已经拥有了覆盖广泛的公共医疗保健系统。中国则持续进行着医疗改革。菲律宾的医疗保险业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而对印度尼西亚来说，目前可以说是它的“医疗改革元年”，政府计划到2019年前完成对整个国家人口的医疗覆盖。

一边是医疗需求的快速增长，另一边却是医疗资源的捉襟见肘。很多亚洲国家都面临着医院床位短缺的困境。在印度尼西亚，平均每一万人只有9个床位的供应量，菲律宾也只有10个，而美国和英国的水平是29个。与此同时，亚洲地区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也显得参差不齐，互相之间差别极大。

对此，整个亚洲地区的政府都在强调将开设更多公立医院，但私立医院相信，亚洲医疗资源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短缺，有待他们去填补。

目前，有些私营医疗公司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国家，比如美中互利和西罗亚。来自美国的美中互利是纳斯达克上市企业，专注于向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市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美中互利经营的和睦家医院和诊所网络目前已经覆盖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城市。去年11月刚刚上市的中国第一大民营医疗集团“凤凰医疗”，在2010-2013年6月之间成功将旗下医院床位的供应量增至之前的三倍。德意志银行预计，从今年到2016年之间，凤凰医疗的营业额将实现每年20%的平均增速。西罗亚集团同样在2013年实现上市，现在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拥有16家医院，预计到2017年将增加到40家。

另一部分公司则更注重全球发展策略，比如澳大利亚Healthscope和马来西亚的IHH综合保健控股公司。2010年，当时仍由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控股的IHH收购了新加坡高端连锁医院百汇医疗（Parkway Health），2012年又买下了土耳其医疗集团Acibadem高达60%的股份，同年IHH正式上市。以市值计算，IHH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医疗集团，业务触角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一直绵延到越南。在百汇新近建成的新加坡连锁医院里，柔和的墙面色彩让人感到身心愉悦；通风管道不断向室内输出一种特殊的香氛，以缓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目光所及之处常常让人以为自己身临高端酒店。

“全民医疗覆盖只能提供没有任何附加的基本服务，而我们能给提供更多。”IHH首席执行官陈诗龙说，“我们在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方面更有动力，我们的医护人员也更乐于接受新观念。如果各国政府希望自己的医疗体系在未来变得更多元、更平价、更亲民，就应当允许更多私营公司进入。”

新市场新问题

然而，不管如何雄心勃勃，目前至少有三大问题阻碍着正在摩拳擦掌的亚洲医疗企业。

第一大问题是医疗资源的短缺，更准确地说，是医生和护士稀缺。由于薪水和养老金方面的原因，与公立医院相比，很多亚洲私立医院还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很难从前者那里“抢人”。在印度尼西亚，政府还禁止医院聘请外籍医生，斩断了私立医院的另一条人力资源途径。

第二大问题是来自行业监管方面的风险。私营医院获得牌照、许可证等手续所需的时间过长，极大限制了发展速度。有时，监管法规甚至能直接吓退投资者。2012年，香港政府为兴建两座医院发起招标。IHH与它的本地合作伙伴于2013年拿下了其中一座医院，前提是接受香港方面的全部要求，从产科病房的床位数，到本地患者所占比例，几乎面面俱到。另一家医院只有一个投标者，结果还是因为不符合香港政府的要求而遭到拒绝。

第三个障碍是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把东西卖给新兴的中产阶层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私营企业发现，在亚洲这样一个新市场，人们的价值观很难捉摸。他们无法确定人们愿意为医疗服务付出多大代价。比如，老年人愿意为一个髋部手术付多少钱？人们是更愿意为孩子还是更愿意为老人花钱？为了在印度尼西亚充满活力的市场中覆盖更多细分领域，西罗亚医院尝试建立了一个分为6个等级的价格系统，但去年他们的床位利用率还是只有51%。到目前为止，富人仍然是私立医院最可靠的“摇钱树”。IHH每进入一个国家市场时，首先关注的就是该市场的基尼系数，以便摸清当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因为较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意味着，富有的患者们更愿意为医疗服务掏钱。

角色未定

最终，也许总有一些公司能克服重重阻碍，证明它们更善于提供质量可靠、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印度的那罗衍那医疗公司（Narayana Health）曾经尝试对医院实行工业化运营，希望以此将医疗服务的价格降下来。但值得观察的是，究竟有多少私立医院会把公共医疗服务纳入自己的业务内容？

全球范围内，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允许私营公司经营公立医院的国家。最先试行这种模式的圣戈兰医院（Saint Goran’s Hospital）后来成为瑞典福利体系的杰作。1990年代中期，圣戈兰医院面临倒闭。医院所在的斯德哥尔摩郡议会与一家名为Capio的私营公司协商后达成协议，决定由后者接手医院日常管理。虽然医院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政府，但医生和护士都受雇于Capio公司，并只需听命于公司老板和董事会。医生们除了日常看诊，最热衷的就是谈论“丰田生产模式”（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丰田公司创立的提高企业生命力的概念和方法体系）、“精益管理”之类的专业话题，积极帮助医院寻找节约成本之道。由于经营较为成功，Capio与政府的协议已经续签到2021年。

从患者角度看，圣戈兰与瑞典其他公立医院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象征性收取一点费用后，其他全部免费，但它其实引领了一场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变革。在业内人士眼中，圣戈兰医院现在一度成为医院管理世界的“耶路撒冷”，很多医学院的管理专业都把它的“精益管理”引为典范。

但是，即便在欧美国家，外界对于私营企业从医疗行业中获利也表现出本能的反感。英国卫生部去年希望在医院公私合作方面作出一些微小改革，就遭到了民众的激烈抗议。即便是在瑞典，由于涉及私人股权公司的医院丑闻越来越多，民众对这种模式的敌意也日渐加深。

在中国，凤凰医疗也已经试行过这种“政府出钱、私营出力”的模式，并声称未来公共医疗保险或许也能用于私立医院。但至今为止，这一计划的执行一直磕磕绊绊、不尽如人意。在印度尼西亚，西罗亚计划于2017年建成的40家新医院中，只有在文登市的综合医院能从政府处得到补贴。可以肯定的是，私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比公共机构具有优势，未来必定是亚洲新兴医疗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只是最终的角色有多大，现在还不得而知。

中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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