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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敌贫富差


发布时间:2014-03-05 12:05:57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财富应当是服务人类,而不是统治他们”——教皇方济各

85=35亿!?

这不是一个数学错误,而是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一个事实: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超级富翁的总资产在2013年达到了1.7万亿美元,与全球收入最低的35亿人的资产总数差不多——人类正在见证其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以少胜多”战役。

这样的“战役”不值得浓墨重彩地描述,正相反,它所代表的是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除了85=35亿的“奇葩公式”外,按照收入排名划分的全球最富有的7000多万人的总资产为110万亿美元,是占世界人口总数70%的较低收入者资产总数的15倍;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朗克•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从1988至2012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数收入上涨了60%,而最贫穷的5%人数收入没有任何变化。

“在21世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的总收入比不上极少数社会精英的财富,这是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 Oxfam执行董事温妮•拜恩义玛(Winnie Bayanyima)表示。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普通民众、政客、经济学家、慈善家、宗教人员等多方人士的关注。教皇方济各在2013年11月份就表示贫富差是“排他主义和不平等的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新暴君”。在201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方济各在给论坛组办方的一封信中写到:“财富应当是服务人类,而不是统治他们”。

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问题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2500名企业家、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参与讨论了这一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在各自的发言中都提到了“贫富差距”;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更是直言“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世纪的公敌”。

头号经济风险
说“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是世界公敌毫不夸张,根据Oxfam的统计,全球有70%的人所在国家在过去30年里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在Oxfam重点统计的26个国家里,有24个国家中占总人口1%的顶级富豪收入在国民收入比例有所上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数据则表明22个发达国家中有17个在过去20年里遭遇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

“2008-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数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的8%上升到19%,新加坡的比例为13%,日本也有10%……”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说。

“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很显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从中获得相应的改善。”米拉诺维奇说。拉加德则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商界和政界领袖应当注意了,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不是一个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希望看到的现象。”

拉加德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Oxfam的报告认为贫富差会导致社会动乱的出现。“这种经济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对于现在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威胁。人们正在被经济和政治力量越隔越远,这不可避免地加重社会矛盾、增加社会崩溃的风险。”报告说。

过去几年中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巴西和泰国的社会动乱以及美国快餐店员工罢工等事件可以说是最好的作证。根据盖洛普公司(Gallup)的一次调查,在美国有2/3的人对国家的贫富差距感到不满。尽管现在的文明和体制也许能够避免仇富情绪升级为暴力事件,但过高的贫富差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止社会不稳定。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对于贫富差的一大关注点在于它对经济的直接影响。首先,由于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原本是消费主力的中产阶级数量减少,而富人们则更愿意将自己的资产存起来或者进行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的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减慢,造成更多的人失业或收入减少,进一步加剧资产两极分化。

其次,至少在发达国家,贫富差的加剧会导致贷款数量大幅增加。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借贷来维持自己的开销(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经停滞不前),债务的不断增长导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并最终酿成金融危机。而根据经济学家的观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前也曾出现过贫富差的大幅增加。

因此,对于正在走出危机的世界经济来说,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是一个好消息。今年达沃斯论坛对700名专家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扩大是未来10年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与会的澳大利亚贸易公会经济学家比尔•罗森博格(Bill Rosenberg)所说,“现在全世界应当思考如何才能将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平均地分给更多的人”。

谁是罪魁祸首?
既然贫富差距已经被视为头号威胁,那么尽快解决它成为当务之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想要战胜贫富差,就必须了解它的由来。目前公认造成贫富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繁荣。首先全球化将一些国家的制造业等原本收入就不是很高的岗位转移到了薪资水平更低的新兴市场,让很多人面临薪水不涨甚至失业的窘境,而金融市场的繁荣让很多该领域的人士跻身成为顶级富豪。

“现在全球的顶级富豪大多是银行家、律师、对冲基金管理人、成功企业的创始人、艺体明星和上市公司高管。”美国媒体报道说,“以美国为例,2012年房地产和金融界人士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中的比例比1979年提高了一倍。”全球工会联合组织Uni Global Union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Philip Jennings)认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恶化。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的工作、薪资和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很多国家减少了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降低了对私营行业工人的保护、削减社会福利。”詹宁斯说,“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选择向市场投入大笔资金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创造了很多低收入而且不稳定的工作,却让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疯涨。”——再次以美国为例,2013年该国的股票市场达到了历年最高值,但是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根本就没有股票,因此,美国成为经合组织报告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尴尬解释了全球化以及金融危机对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扩大在各个国家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以国际上最直观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由意大利经济学家Corrado Gini所创)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2012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5;中国大陆为0.474,香港为0.533,欧盟国家的基尼系数最低值为瑞典的0.25,最高值为英国的0.34。

由此可见,欧盟尽管也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它的贫富差并没有美国的那么大。这首先要归功欧盟各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有着更好的准备(也有人说欧盟只是小范围团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比美国低)。经合组织在2011-2012年所做的一项有关各个国家成年人技能评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如今“全球化、以科技为基础”的环境中,瑞典、德国、丹麦在“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在19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而美国只排在第17位——瑞典等国实行的高等教育免费等措施保证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让本国人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

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高税率,瑞典、丹麦等国的税率一直以高而著称,让这些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国民收入,并且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实际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都对收入最高的人征收超过80%的税,但是随着自由经济主义的盛行以及吸引人才的考虑,各个国家的税率开始降低,而全球资本的自由流通让大富豪们可以满世界地寻找避税天堂——缺乏必要的政府调剂手段,高收入者的资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庇护和增长。

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罗戈夫(Ken Rogoff)认为政府有必要恢复这些手段,来保证全球财富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到人们手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很显然,各国政府在这场征讨贫富差距的战役中被推到了前线。彭博社在1月中旬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有68%的投资家、贸易商和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当在减少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且他们应该尽快采取行动。

有些国家已经这么做了,法国政府祭出75%的超高税率、墨西哥开始改革石油领域、德国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一直都在为提高美国的最低工资而努力。

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措施还远远不够。至少对美国来说,最低工资的提高仅仅是杯水车薪。肯•罗戈夫(Ken Rogoff)建议美国政府要采取“更加富有侵略性的税收措施来保证国家的社会流动率”。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

“提高最低工资率并不能创造工作,也不能遏制高收入者资产积累。”哈伯德说,“奥巴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税收改革。这是建立一个‘包容型经济体系’的关键步骤,而这样的经济体系是减少贫富差距的关键。”

尽管人们开始逐渐重视贫富差距扩大并且希望政府采取行动,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消除贫富差距也同样如此。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在于人们的观念。参加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认为“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贫困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值”;加拿大百万富翁凯文•欧利瑞(Kevin O’Leary)认为“85=35亿”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能够激励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向成为这85人中的一员而努力。

同样,政府对于贫富差距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美国,有90%的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应当出手缩减贫富差距,而只有45%的共和党人同意这一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想要提高富人税却迟迟不能得到国会通过的原因。

“在我看来,(贫富差距扩大)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最重要或是第二重要的事情。”共和党议员、美国企业研究会学者迈克尔•斯特兰(Michael Strain)说,他的观点能够代表大多数反对政府采取措施对抗贫富差的共和党人;也能够代表德国、英国等由保守党派执政的国家——在他们看来,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个人努力有关,政府无权干涉“多劳多得”的自然法则。

即使是那些赞成政府出手的人在不希望“罗马在一天之内就能建成”。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有46%的人希望政府能够以渐进的措施来缩小贫富差,只有22%的人希望来一场“彻底的改革风暴”;在美国,只有13%的人希望政府采取激进的措施。

在哈伯德看来,奥巴马一直都在争取的(以及很多国家民众想要的)提高富人税收的措施就属于“激进型”的,它无法帮助低收入者积累财富;而一些经济学家建议的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虽然能够帮助低收入者积累财富并且创造新的工作,但是无法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社会资产的分配。“因此,美国的税改需要全方位的考虑,我们需要一个既不会损害个人奋斗至上主义,又不破坏美国梦的方案。”哈伯德说。

这种难度系数很大的要求也反映了减少贫富差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有人认为让各国政府承担这一责任是不公平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大富豪和微软、宝洁等大企业也应当参与其中。

“比尔•盖茨等人在消除贫穷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他们很显然会继续这么做,对于大企业来说,减少政府游说、提高员工保障和生产效率是他们对抗贫富差距的有力武器。” CNN记者妮娜•多斯桑托斯写道,“我想提醒诸位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就在他们热切讨论贫富差距的危险时,他们已经为这次论坛的报名、验证、住宿和旅行花费了至少4万美元,相当于他们公司中普通员工一年的薪水。”

(责任编辑:CBF聚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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