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国可容忍更低经济增速
发布时间：2013-10-12 09:35:06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
9月13日，在应邀出席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论道”，发表题为《中国经济：从困局到变局》的演讲时，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8月经济数据分析称，中国经济虽短期回稳，但在未来结构调整当中，还将处于长期回落过程。
就经济增速下滑但整体就业依然稳定，李迅雷认为，两者正出现脱钩，并提出“就业无红线，增长无底线”的观点，表示中国可以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以期推动经济转型顺利进行。
在展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包括金融、财税、行政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资源品价格等六大领域改革的同时，他还指出，所谓“改革红利”不宜高估，对当前基于区域均衡发展而非规模经济考虑的城镇化方向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经济短期回稳长期回落
针对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李迅雷表示，8月中国经济数据呈现向好态势，比如工业增加值增速（8.9％）超过预期，钢铁、电力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都比较大，从谷底回升，化学原料及制品、通用设备等工业增加值增速则下跌，“这表明这轮经济反弹的支撑还是在基础建设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回升。但回升能否持续，我们并不是非常乐观。”
他预计，9月经济增速就有可能回落，因为从9月上旬的数据来看，发电量的增速有所回落。
同时，8月经济反弹从社会融资总量这块也能得到体现。但要通过这些月度经济数据来推断一年的经济走势可能有些困难，“因为月度数据变化可能有翘尾因素或是由于当月特殊情况。”再从7月份“克强指数”（8月这一数据应该还是继续反弹）来看，也是见底回升——当月克强指数升至8.5％，构成指数的三大权重工业用电（占40％权重）、铁路货运（25％）和中长贷（35％）均有所反弹，原因是基建地产投资上升拉动了钢铁等传统行业。“但这种反弹亦是季节性的。预计这轮经济回升的力度应该是有限的，长期趋势依然是下行。”李迅雷判断。
在李迅雷看来，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2012年是7.7％，今年预计还将在7.5％以上，但总体增速呈现下降。不过，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而言，这种长期增速下行是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
“日本、韩国、台湾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基本都有比较大的回落。日本1971-1990年经济增速仅有4.6％，而1959-1970年则高达9.2％。韩国、台湾类似。中国1978-2011年经济增速是9.9％，如果能保持6％左右的增速已经很不错了，再期望经济增速有较大回升是不现实的。未来在结构调整当中，可能还将处于一个长期回落的过程。明后两年6％－7％的增速是可能的，但这一增速要持续到2020年就没那么乐观了。”
李迅雷提出，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性的负债率过高，这与出口导向、产能过剩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在去杠杆化的问题上，他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例，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应学习美国，先金融再实体逐步去杠杆化。
“就业无红线，增长无底线”
在当前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7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明确了今年经济增长的底线是7％，不允许越过这个底线。但李迅雷认为，需要正确理解“稳增长”，李克强提出的“保七”主要是基于要达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而是否一定要“保七”，则是值得讨论的。
按照传统思维，一直都是认为GDP增长和就业是挂钩的。中央领导层对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但事实上，当前中国GDP增速已经下滑至近10年最低点，而农民工就业依然稳定。此外，全国就业市场的岗位供求比也是衡量就业情况的较好指标，其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曾大幅下滑，但目前依然维持在高位，也意味着当前整体就业依然稳定。
“这表明GDP增长和就业已经出现脱钩。因此不能再用传统思维来看待就业，认为非要保持较高经济增速才能解决就业问题。”李迅雷表示。
他进一步分析称，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老龄化正在加速。2011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55-64岁人口占比超过10％，在未来10年这一比率将以每年1％的速度快速上升；由于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出生率的稳定，中国人口抚养比在未来10年将年均上升1％，与之对应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持续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也首次出现下降，当年下降了345万；另一较少为人关注的因素是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并非等同于劳动力供给，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人口约在8亿左右，劳动参与率约为78％，考虑到人均收入的提升，未来劳动参与率仍会稳步下降。
李迅雷认为，中国劳动力供给拐点已经出现。据他测算，从新增劳动力供给来看，中国过去每年新增500万劳动力供给，而从2013年开始，劳动力供给每年将减少500万，这意味着未来相比以前的就业压力减少了1000万。从劳动力需求看，以往中国每年需要通过工业和服务业解决1500万就业，包括500万新增以及1000万农业转移就业，因此需要8％以上的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但由于劳动力供给下降，以后只需要解决500万非农就业，这意味着即便工业增速下滑，GDP增速降至7％以下，仅靠服务业也足以解决所有就业问题。
“就业压力如果减轻的话，完全可以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速，以推动经济转型顺利进行。因此我就提出‘就业无红线，增长无底线’——不用非要保持怎样的就业水平，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保七’。”
李迅雷还表示，从日本、韩国转型的经验来看，从高速增长期步入中速增长期后，所有新增就业均来源于服务业。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经济增速往往下降一半，但失业率保持稳定：日本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速从近10％降至4％，但平均失业率仅从1％升至2％。因此只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就业无忧，就无需过虑经济增速的下滑。
而随着资本、劳动力和对外开放等传统要素对中国经济的驱动力逐渐枯竭，未来需转向新增长动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创新和制度改革等。
改革红利不宜高估
对于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李迅雷预测，全会或将在金融、财税、行政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资源品价格等六大领域进行改革。其中，财税改革最为重要，“我对改革前景比较乐观，但总体来说，三中全会要有超预期的改革可能也很难。”
尤其，针对李克强提出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以及当前城镇化方向，李迅雷均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他表示，改革红利不宜高估。“红利是等于收入减去成本，目前容易改的、成本比较低的都已经改了，收入大的、红利比较丰厚的也都改了，剩下的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所谓红利不能高估。但如果不改革，成本显然更高，可能就不是红利的问题了，是负债的问题。”
而艰难的改革到底有无突破口呢？李迅雷解释称，手段其实还是很多的，包括最直接的就是通过反腐来推动改革，也包括可以采取一些迂回的措施。比如资源要素改革（包括资金价格即利率的市场化、水电煤气油运价格改革、工业用地价格上涨、劳动力和环境价格改革等）如果能够推进，那么，国企改革这一难点就有望迎刃而解。资源要素改革对于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也是非常有效的，中国的产能过剩从表象来看是发生在产品市场，但其根源是在要素市场，由于要素市场价格管制的普遍存在，使得企业投资冲动非常强烈，因此要解决产能过剩，核心是在于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他提出，要让改革顺利进展，关键是要增加改革的“触点”、降低改革的“沸点”——前者是指改革应多方面推进来最终达成目标，后者则是要提高社会透明度，让公众来倒逼改革。
此外，对当前更多着眼区域均衡发展考虑的城镇化方向，李迅雷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在他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应发展大城市，因为这样才有基于规模经济原理的较高投入产出比。
他援引相关数据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5年中国百万城市人口的占比和大城市化率非常低，城市人口47％居住在100万人口以上城市（目前中国公布的城市化率为52％），而全球平均为73％。中国大城市化率不仅低于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更远低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但研究同时表明，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出小城镇20％-30％，因为大城市有利于信息及人员交流和规模经济。
2001-2010年，中国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6.37％提高到了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东部地区却从54.9％降至51.9％。“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悖论：人口向东，投资向西。投资向西倾斜的同时，投入产出比却在下降。”
李迅雷最后称，中国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事实上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今后不会有太多，今后城市化进程将主要是二三线城市人口向一线城市转移，预计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而在大城市化率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中国投资驱动的模式或还将持续10年，只是将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转向民间投资。
（本文内容摘自9月13日李迅雷在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轮道”上所作《中国经济：从困局到变局》之主题演讲的录音整理，文章未经其本人审阅，不代表本刊观点）
（责任编辑：CBF聚焦网）
近期热门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