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引来杀身祸
发布时间：2013-09-04 13:52:31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
最近整理旧书，一本题为《禁书·文字狱》的论著赫然在目，该书出版于1992年，距今已21年，看上去装帧很有点陈旧，现在已想不起来当时买书时的想法，也不知为什么放在那里几乎一直没有认真读过。不久前，恰好又新添了关于清代文字狱的另一本书《都是文字惹的祸》，这是金性尧先生的读史札记，于是趁兴把两本书一起读了一遍。
历来讲述文字狱的各类书籍，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影响最大之一的，怕要算上世纪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凡九册，现在大多数研究文字狱书稿的资料，基本都源自此书，印象中，当年鲁迅的杂文里曾专门引用过书中的案例。我前面提到的两本书里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主要也采用该书的材料。
这些年盛行清宫戏，作者大多热衷于赶浪潮，胡编乱造好戏说，一时间历史的真实让人真假难辨。好在我手头的这两本书并非油滑之作，虽算不上是系统研究文字狱的专著，却也资料详实，引用有据，尤以重点介绍历史事件为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字狱不无帮助。而《都是文字惹的祸》一书，更通过对清代文字狱档案的条分缕析，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岁月，加之文字短小精悍，读来饶有兴味。
史上恐怖暴虐之巅
秦始皇焚书坑儒，开了野蛮摧残文化、虐杀知识分子的恶的先例，中国的文祸由此绵延千年不绝，无数文人墨客因寻章摘句而引火烧身，乃至像苏轼这样的一代文豪大家，也未能幸免于乌台诗案而最终贬走黄州。偏居一隅之际，苏东坡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赤壁怀古的不朽之作，成为中国文坛一大幸事，于他本人而言却历经九死一生，怕是宁可安然度日也不要这虚名的。
不过，在秦汉以降的历朝更替中，由文字获祸丧身的终究少数，直至明亡清起，满人入关，诗文篇章才真正成为皇权专制对付士人阶层、官府下属及社会各色人等的专项利器。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草莽枭雄的残暴闻名，明初的文祸同样惨烈，可相对而言，又比较随意，比较心血来潮，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比较的碎片化和情绪化，远未达到清朝文字狱那样的系统周密，规模巨大，漫无边际。清代文字兴狱之离奇频繁，罪名罗织之不择手段，酷刑杀戮之腥风血雨，连坐无辜之残酷无情，堪称史上恐怖暴虐之巅。
有统计显示，清朝268余年间，共发生较大的文字狱160多起，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其中又以乾隆时期为甚。乾隆在位63年，以文字制造大案达130余起，年均两次还多。之后的嘉庆、道光时代，文字狱几近绝迹，直到光绪末年才有震惊九州的《苏报》案发生，此时清王朝已日薄西山，行将土崩瓦解。
这以后，文字狱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文字狱的阴魂依然游荡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继续上演着一出出人间悲剧。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
一个王朝以文字杀人始，以文字杀人终，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疯狂暴政，又以形形色色荒诞不经的避讳疑忌为借口，说起来就让人感到滑稽可笑。
满清是来自北方边疆的少数民族，当时仅有300余万人，游牧民族文明落后，却要统治一个规模庞大、文化发达、人口众多达8000余万的汉民族，如何维护以少治多的中央集权根基，始终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病。手段之一，便是千方百计确立满族正统王朝和皇权思想，借助文字忌讳，设立罪名，封杀一切异己思想。
清朝从立国开始，便不许在所有书面文字中出现“虏”、“戎”、“胡”、“夷狄”、“犬戎”、“蕃酋”、“贼”、“伪”等十种提法，有违必究，有究必诛。凡过往历史典籍中的此类文字，一律重新删改。比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不可见诸文字，《四库全书》馆臣遂胡乱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通不通也不管了。对当朝士人的诗文，则连“明”、“清”、“南”、“北”等字样，都有种种使用限制，稍有不慎，便大祸临头。
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徐骏在翰林院供职，有一回在奏章里错把“陛下”写成“狴下”，理当革职，雍正不放心着令再查。偏偏在徐骏诗集里发现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还了得，明显的褒明贬清，结果被斩立决。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壶儿”与“胡儿”谐音，这是暗含对满清的蔑视嘲弄。连同另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乾隆批道：“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显有兴明灭清之意”。
后来，徐述夔被仇家举报在诗中辱骂清廷，乾隆更加怒不可遏地斥责：“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人死都不放过，连徐述夔两个携书自首的孙子，也以藏逆诗罪处斩。
乾隆的批示，字字捕风捉影，句句上纲上线，深文周纳之中，内心的恐惧及其的暴戾乖张心态，昭然若揭。满清统治者一言九鼎，权力无边，却自始至终缺乏统治天下、调教臣民、把控全局的自信，文字狱的经久不衰，十分典型地折射出他们神经的脆弱和心理的变态。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这种紧张不安的扭曲心理发展到极端，必然处处杯弓蛇影，事事草木皆兵，把天下士人弄得惶惶不可终日。
有人印了一本诗集，题为《忆鸣诗集》，乾隆暴跳如雷，称之为“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原来“鸣”“明”同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
大名鼎鼎的内阁学士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当着群臣面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如此讥贬仇视满清，必须“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即将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一家老小全部监禁，家产统统抄没。
著名学者全祖望的《皇雅篇》，讴歌清世祖丰功伟绩，本属马屁之作，不料被人向乾隆举报，说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将“贼”冠于“清”之上，要不是有人为之辩解，差点送了老命。
这样的蛮不讲理，与明朝朱元璋的做派如出一辙。朱元璋自小在皇觉寺出家，又靠红巾军起家，对“贼”、“盗”、“僧”之类字眼生性敏感猜忌。他仅粗通文墨，又按安徽老家乡音读奏章诗文，致使许多无辜者莫名其妙遭殃。
最倒霉的要算杭州人士徐一燮写的贺寿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读罢大光其火：“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则近贼也。”结果遭遇非命。有个和尚向朱元璋呈献谢恩诗，朱元璋却将他杀了，原来诗中的“殊”字，被朱元璋拆解为“是谓我‘歹朱’也”，类似荒唐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朱元璋的滥杀无辜，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属于“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这样分析有一定道理，皇帝大老粗，一旦钻牛角尖咬文嚼字起来，读书人真的百口难辨，但此话又不尽然。
清代的顺、康、雍、乾数帝个个熟读汉典，文才也不错，他们明知那些诗文奏章持之有据，并无恶意，却偏要强词夺理，加害于人，玩的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一套。在心态上，完全属于鲁迅笔下典型的阿Q心理，自己头上生了癞痢，于是讳“光”讳“亮”；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来说，无非要借文字狱禁锢思想，消灭异端，钳制言论，张扬“朕天下”的专制淫威，故而每有下手，必定血腥无比。
朱笔一挥定生死
说到清代文字狱的残暴血腥，确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被称为清代文字狱第一大案的庄氏史案，共有70人处决，其中开棺戮尸2人，凌迟18人，妻妾女孙及侄15岁以下者，数百人流徙为奴。康熙年间的戴名世案，株连达300余人，幸赖康熙冷静处之，仅处死戴一人。
乾隆为人严酷苛刻，据《禁书·文字狱》一书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仅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按此律法，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缘坐；男性亲属16岁以上者斩决，15岁以下者及女性亲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
对此，《都是文字惹的祸》的作者有史料档案验证：“查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十六以上，皆斩；其男十五以下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者皆不追究，知情故纵隐藏者斩。”真所谓“株连文字狱，杀戮无老稚”。
凡是发现可疑的诗稿文字，官府必上门抄家，翻箱倒柜收集证据，一家老小即刻遭殃，同时对各地亲属和相关牵连人员发出搜捕令，有的案情复杂，牵涉人多，往往经年累月不息。由于文字狱隔三差五此起彼伏，每有追查，无异于一波接一波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弄得满天下人心惶惶，惊恐万分。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所有文祸案件都由各地上报京城，由皇帝直接御批发落，名义上似按律法行事，实质毫无司法程序，全由朱笔一挥决定生死，而天威莫测，喜怒无常，凡被笔祸网罗之人，死活单凭中央最高领导批示时心情如何了。
古代的读书人以学而优则仕为人生目标，舞文弄墨不过是想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结果往往言出祸随，头上天天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何时灾难临头，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当然难熬。
当时就有朝廷命官梁诗正给自己定下规矩：“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可即便如此也未必能侥幸自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以言治罪、以文杀人开了坏风气，告訐诬陷成为家常便饭，致使人人自危，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弥漫着万马齐喑、如临深渊的肃杀氛围，如此反人道反人性的专制国家又怎能长治久安？
难怪到了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依然不堪回首往事，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无奈，给后世留下了余悸犹存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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