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埃及穆兄会
发布时间：2013-08-02 14:27:28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
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伊斯兰组织，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催生了各种逊尼派伊斯兰团体。由于长期被禁止从政，该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放弃以暴力推翻埃及政府为目的，同时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不断发展地下组织赢得民心。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后，2011年，穆斯林兄弟会从非常不受欢迎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手里接管了政府，赢得议会选举，并选举穆罕默德·穆尔西为总统，后者被视为一个保守的实用主义者。
许多分析家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前途面临考验，他们是否继续坚持创始人立下的伊斯兰信条，还是迫于执政压力转向。然而，兄弟会治下经济表现欠佳、管理不善和独裁倾向令埃及人民日益不满，穆尔西的任期在今年7月的军事干预后戛然而止。
充满暴力的历史
穆斯林兄弟会由哈桑·班纳于1928年成立，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拥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及关联组织。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的中东问题专家沙迪·哈米德说它是“所有伊斯兰运动之母”。兄弟会的原始使命是通过推广伊斯兰法律、价值观和道德观来促进社会的伊斯兰化。作为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它结合了宗教、社会福利和政治激进主义。
很快，兄弟会在其核心选民——下层中产阶级中赢得了广泛支持，并成为反对英国统治（1882年至1952年）最有力的反抗组织，与军政府并肩作战。
自由军官纳赛尔推翻了由英国赞助的埃及君主制后，军政府和兄弟会之间的合作转向冲突。军政府主张推行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并号称要掌舵泛阿拉伯运动，而兄弟会则斥责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失去伊斯兰教原则，并主张以伊斯兰教法来规范生活的各个方面。创始人班纳提出“拒绝世俗的、民主的政府，因为这些西方的价值观违背了伊斯兰教的统治方式”。这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持续升级，兄弟会甚至发起了针对纳赛尔的刺杀行动，由于当时纳赛尔的人气一路飙升，兄弟会阴谋败露，数千成员受到牵连，被判处监禁。作为惩罚，纳赛尔发出禁令阻止兄弟会参政，兄弟会从此转战地下，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树立起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埃及政府则日益失掉民心，官方既不能创造繁荣，也不能提供福利，更糟糕的是，军事上还接连败给以色列。
兄弟会建立初期崇尚暴力，精神领袖库特卜在美国学习期间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创立了他的“圣战”学说——通过武力斗争反对埃及以及中东国家的政权。他的作品特别是他1964年的《里程碑宣言》，为许多激进的逊尼派伊斯兰组织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和哈马斯。
需要指出的是，兄弟会的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虽然这些机构都使用兄弟会的名字，但并不都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系，这些有着类似名称的机构可能只是个“山寨品”。
放弃暴力 走亲民路线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运营许多机构，包括医院、学校、银行、企业、基金会、日间护理中心、旧货店、社交俱乐部，以及为残疾人士提供的设施。在安瓦尔·萨达特（纳赛尔的继任者）的坚持下，兄弟会放弃了暴力以换取政府允许其传教，萨达特出于好意释放被关押的伊斯兰主义者，却没意识到这么做危及了自己的生命。一些激进主义者因为憎恨萨达特对伊斯兰教义的阳奉阴违以及1979年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条约》，在1981年暗杀了他。
兄弟会认为，埃及政权“愚钝、腐败和压迫，对外敌入侵毫无招架之力”。兄弟会在继续坚持库特卜宗旨的同时也作出妥协，放弃使用暴力，试图通过“政治精英”与“群众工作和参与”来对社会进行伊斯兰化。
在过去的30年中，兄弟会通过与其他在野党联盟或推举独立候选人来融入主流政治。
一些分析家说，兄弟会已经发展成为较为温和的组织，拥抱民主和自由的原则，接受透明度和问责制等西方治理观念。1984年，兄弟会下属的候选人作为独立候选人首次参加地方和议会选举。虽然兄弟会当初参与政治系统是为了改变它，然而结果是它自己被系统改变。与伊斯兰阵营以外的民间社会成员和政治家的互动，缓和了兄弟会的一些政治立场。1996年，兄弟会发生分裂，具有改革导向的分支组建新党，剩下来的兄弟会内部仍然充满不同意见，成员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和务实倾向各不相同。
上台后的执政挑战
2011年2月穆巴拉克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辞职，兄弟会一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这主要归功于其作为反对党的信誉、党的纪律和基层组织。
从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公正党赢得了下议院近一半的席位，并在上议院赢得90％的席位。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以微弱多数（51.7％）赢得大选，成为埃及首位民选总统。
然而，司法机构和军队的权力斗争不断。2012年6月，该国的最高宪法法院解散了人民议会和议会下院。法院还撤销了一项禁令，允许穆巴拉克政府的官员恢复从事行政职务。
2012年6月，穆尔西在执掌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之后开始巩固权力。当年8月，穆尔西下令取消军方6月17日颁布的严格限制总统职权的补充宪法声明，同时颁布新的宪法声明，收回立法权。随着议会的解散，穆尔西基本完全控制了行政权和立法权。
2012年11月下旬，穆尔西因为调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交火而受到国际好评，他乘机宣布：他自己、协商会议（议会上院）和制宪会议不受司法审查。该宣布立刻引发剧烈反弹，公众示威活动抗议穆尔西得寸进尺，企图主导行政、立法和司法权。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巴拉迪说，穆尔西把自己当作“新法老”。而穆尔西的支持者则指出，司法部门充满了前穆巴拉
克政权留下的残余势力，阻碍了革命目标的实现。 最终，迫于强烈的社会舆论压力，穆尔西不得不在去年12月撤销了这项命令。
权力斗争还围绕着改写该国的宪法展开。下院解散之前创建的制宪会议由伊斯兰主义者主导，包括兄弟会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人努尔党。自由派和基督徒从制宪会议退出，理由是担心伊斯兰教对宪法的过度干预，会弱化妇女的权利、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而另一方面，许多萨里菲派成员也对宪法不满意，认为宪法对“伊斯兰法律原则”不够肯定，他们主张宗教学者应享有否决权，有权推翻被视为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法律。此外，在建立任期限制的问题上，宪法又赋予了总统广泛的权力。
新宪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有63.8％的选民投赞成票，但投票率很低。世俗派领导人、基督徒和妇女维权团体都对新宪法的通过表示了抗议。
穆尔西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对峙则在持续，最高行政法院推翻了一项总统令，该总统令要求在2013年4月举行议会选举，一些专家批评穆尔西的战术，称他的执政风格是“多数主义的专制”。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兄弟会曾发誓不再追求议会多数或总统职位，但他们现在却控制了这两项大权，并且还草率通过一部不具代表性的新宪法。
这种专制的趋势在2013年6月中旬达到了顶峰，穆尔西任命了17位省长，这些人要么是兄弟会成员，要么与兄弟会关系密切，其中52岁的阿萨德·哈雅特曾是“伊斯兰组织”团体的发起人之一，该组织与1997年发生在卢克索的导致58名外国游客与4名埃及人死亡的惨案有牵连。
当军队在7月3日推翻穆尔西的时候，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宣布暂停新宪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新宪法需要修改而不是废除。兄弟会在起草这部宪法时其实考虑到军方、伊斯兰学者和极端保守的沙拉菲派的利益。因此，兄弟会的统治或暂告结束，但它的宪法似乎会有更长的生命力，当然会有大幅修改。
何去何从 面临选择
埃及发生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首个民选政府并在全国逮捕穆斯林兄弟会领袖，这不但给埃及的民主转型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极大地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进程。
这场政变是在大规模民众支持的基础上发生的，这表明：兄弟会在它第一次掌权期间面临了太多的困难。一方面，总统穆尔西的政府忙于解决穆巴拉克时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另一方面，2011年革命在民众中形成了一种期望，他们追求的不但是自由，还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
当然，兄弟会也是自身错误的受害者，特别是穆尔西及其政府没能照顾到世俗派政治力量，这些人原本为他的当选贡献了力量。穆尔西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当今政坛，只靠微弱的选举优势是不够的。
事实上，反对穆尔西的阵线之广反映了一个全球大趋势——受过良好教育、团结一致的中产阶级力量正在崛起，这个阶级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要求更直接的政治参与。从这方面讲，埃及当前的局势与土耳其、巴西甚至欧洲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埃及的问题更严重，涉及的范围更广。
建立一个伊斯兰教义的国家是库特卜思想的核心，但分析师说，兄弟会之所以能通过选举上台并不是因为它的伊斯兰教宗旨，而是通过经营“地下组织”，为老百姓提供社会福利，尤其是教育和医疗保健。因此，兄弟会放弃了原本主张政教合一或者建立现代伊斯兰国家的目标。事实上，兄弟会多年前就宣布放弃暴力，并为此受到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谴责，从事主流政治稀释了兄弟会原来反西方的思想。
在经过执政和政变的大起大落后，许多人认为，兄弟会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的未来取决于它是否会被允许参加选举政治，它是否继续把参与主流政治视为获得合法性和权力的最佳途径。
在穆尔西下台后，他和许多兄弟会官员遭到拘留，亲穆尔西的示威者与安全部队爆发冲突，兄弟会宣布“拒绝参加权力篡夺者组织的任何政治活动”，并呼吁发动“起义”，反对军方用“坦克和屠杀攫取政权”。
无论结果如何，穆尔西下台将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政党，对他们来说，埃及兄弟会是他们唯首是瞻的“老大哥”。一些伊斯兰的温和派在推进他们的伊斯兰议程时会更谨慎，但强硬派则变本加厉更加反对民主。埃及“调和伊斯兰与现代政府的实验失败”将产生区域性的后果，受到民主和世俗主义排挤的伊斯兰主义者或重新走向暴力。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布朗教授认为，兄弟会的未来策略将取决于该组织如何评价穆尔西总统的这段任期，他称之为“兄弟会历史中最大的失败”，在未来的几周或几个月，兄弟会可能完全退出政坛，回到其传统的宗教宣传和社会福利领域，对待政治会更加谨慎或干脆远离主流政治，重新选择暴力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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