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新年伊始，一场罕见的雾霾和严重污染天气持续侵袭了中国中东部地区。多个城市的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数值创历史新高，北京一些监测点实时浓度高达900微克/立方米以上。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先期实施的空气质量指数（AQI）监测亦显示，相当部分城市均出现重度或严重污染。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PM2.5日平均建议值为25微克/立方米。而根据中国2012年最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AQI技术规定，PM2.5日平均值的国家一级标准为35微克/立方米，二级标准为75毫克/立方米；同时，AQI超过200即被视为重度污染，将显著加剧心肺患者症状，超过300为严重污染，对所有人都是危险的。

在雾霾面前，民众在严重污染中自我调侃，“千里朦胧、万里尘飘”，“厚德载雾，自强不吸”。一场有关PM2.5污染造成的公众健康损害和经济负担有多大、其主要来源是什么、如何治理以及何时能治理好的关注和讨论也再度引发。

尽管此次官方及时并如实向公众公开了PM2.5的数据，央视《新闻联播》也罕见以头条新闻连续两天重点关注中东部雾霾，但污染治理却绝非一日之功。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出席会议谈及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时称，积累问题是个长期过程，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污染爆发罕见却非偶然

1月10日起，浓重的雾霾开始笼罩北京。据媒体报道，12日，北京连续三天空气质量达六级严重污染，当日上午9时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北京几乎所有区域都被意味着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最高站点为456。随着入夜，多个站点的PM2.5甚至爆表，达到了500的上限。当晚23时，西直门北、南三环、奥体中心等监测点PM2.5实时浓度突破900毫克/立方米，西直门北交通污染监测点最高达993微克/立方米，“系中国有该监测数据以来最高的一次”。

13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超过500米，街头上不时出现带着医用口罩的行人，有市民表示，“呼吸有一定的困难，总觉得胸闷。比前几日的严寒更难忍受。”

这场雾霾北京并不孤单。从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来看，华北的京津冀，东北三省，中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以及东部沿海省市的部分城市，都出现了重度或严重污染，一条深褐色的“污染带”由东北往中部斜向穿越中国大部分地区，其中深褐色点位最密集的在京津冀地区。截至13日零时，在全国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监测站点AQI数据超过300，即空气质量达到了严重污染。当日，达到或接近污染指数500的城市有4个，仍是石家庄、邯郸、保定和北京。

针对此次京津冀地区的PM2.5污染爆发，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解析称，“首先是由于冬季北方采暖煤炭增加带来整体污染排放增加；10日至12日区域冷空气减弱形成了逆温层，京津冀的本地污染不断向近地面累积；此外，期间从西北方向的山西、内蒙等煤工业区还有部分远距离输送，南部河北的重工业区和煤电厂污染也缓慢传输至北京。”

这次大范围、长时间和高浓度的污染虽然罕见，但绝非偶然。

据环保部2011年的统计，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的城市群每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达100天以上，空气中PM2.5年平均浓度超过WHO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2-4倍。2011年末关于PM2.5的公众讨论推动了其被纳入国家新标准，2012年各地政府在PM2.5的信息公开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正是李克强被认为力主推动了对PM2.5数值的监测、公开）。但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污染高发和污染面积日趋扩大的时期。

去年或致8000余人早死

PM2.5污染不仅导致霾天，对公众健康更有致命危害。本刊记者拿到的由绿色和平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于2012年12月联合发布的一份名为《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的报告指出，PM2.5污染可致心脑系统及呼吸系统损伤，增加患癌风险并引发早死。据测算，2010年，PM2.5污染已造成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市共计7770人死亡，经济损失61.7亿元。其中，北京地区的这两项数值分别为2349人与18.6亿元。

该报告测算，如果2012年PM2.5污染水平没有明显改善，四城市因此造成的早死人数将升至8572人，经济损失达到68亿元。但如果通过污染治理，PM2.5年平均水平下降至国家二级标准（35微克/立方米）、国家一级标准（15微克/立方米）以及WHO标准（10微克/立方米），将收获不菲的公众健康损失削减和经济收益，其中，若达到WHO标准，四城市同年早死人数可减少6962人，降幅达81％，经济收益达55亿元。

这份报告还认为，其统计的由PM2.5污染带来的急性早死人数事实上还只是PM2.5带来的全部公众健康损害的冰山一角。根据多项研究显示，PM2.5暴露对于健康乃至死亡的影响，长期效应远远高于短期效应。

燃煤是PM2.5来源主因

据专家解释，PM2.5的成分比较复杂，包括燃烧过程直接排放的细颗粒（一次PM2.5颗粒），和经由大气污染物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次颗粒物（最典型的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经过反应变成了硫酸盐、硝酸盐）。

近年来，由于燃煤激增带来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以及大城市机动车的增加，工业发展带来的VOC（挥发性有机物）等排放，使得大部分城市群PM2.5中二次颗粒物不断增加。

此前对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市的PM2.5来源解析显示，工业与电力都是一次PM2.5、二次PM2.5的主要前体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主要来源，这主要由于能源供应过度依赖燃煤造成。此外，交通行业也是氮氧化物、VOC的重要来源。

多项研究表明，城市大气污染加重、区域大气污染恶化均与中国的能源结构过度依赖煤炭有关。虽然中国过去在控制大气污染物，尤其是控制燃煤大气污染方面做出了努力，但依然跑不过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消耗增长带来的环境压力。

以“十一五”期间为例，2010年末煤炭消耗比2005年增加了44％，占全球煤炭消耗的1/4。虽然通过在电力行业大力推动脱硫改造达到了二氧化硫减排目标，但由于没有同时推进脱硝，氮氧化物排放在“十一五”期间增加了20％，这也意味着即使“十二五”、“十三五”分别实施减排10％的目标，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也要在2020年才能回到2005年的排放水平。

数据还显示，“十一五”期间，发电量增加63％，粗钢产量与水泥产量分别增长74％和76％，机动车产量增加220％。五年里每年超过两位数的GDP增长主要依靠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拉动。

有评论表示，此次雾霾和严重空气污染给中国的生态环境，“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生态赤字”倒逼经济战略转型已刻不容缓。

达标之路漫漫

在前述报告中，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等人建议，为有效推进PM2.5污染治理，避免公众健康付出更大的代价，首先需开展区域煤炭总量控制。北京、广州等地已经出台“十二五”期间的煤炭总量削减目标，天津、上海以及长三角的无锡、常州、宁波等城市也有了相应的燃煤增加量控制目标，还应在有条件的城市群、区域开展跨行政区的煤炭消费零增长控制甚至削减目标。

其次，立即推动现有燃煤电厂的脱硝改造。并进一步推进对工业燃煤小锅炉的关停与脱硝、脱硫改造。

此外，中国现有的大气污染物排污费大大低于企业治理污染物成本，应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并加强监管，大大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同时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推动污染物总体排放与交易，提高企业减排积极性。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大气污染，显然最终离不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据悉，刚于去年12月5日获批并对外发布的环保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已经要求，全国涉及近14％国土面积的47个城市到2015年前，完成PM2.5下降5％的指标；对于空气污染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城市，必须编制空气污染达标规划。其对燃煤电厂脱硝、工业锅炉关停改造等亦有积极内容。

不过，潘小川也称，5％改善目标的制定是按照重点区域煤炭消费在“十二五”期间增加30％、机动车增加50％的假设来计算的。面对多个城市PM2.5超标数倍、公共健康代价巨大的现实，这样的煤炭增长、机动车增加趋势也意味着未来空气污染达标之路漫漫。

而且，截至至今，在中国过半的PM2.5超标的城市里，外界只看到北京明确提出了PM2.5在2030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治理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