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房腐败”
发布时间：2013-02-05 13:42:35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官员“房腐败”仅是腐败的冰山一角，只不过由于房地产调控已到关键的敏感期，房子又作为主要的家庭与个人财
继“房叔”、“房妹”之后，2013年伊始再度曝出的“房嫂”事件，又引得公众一片哗然。
1月11日晚间，自称旅美侨胞的陈秀萍在多家网站上发帖，实名举报福建证监局原副局长田荔琴及其家人名下拥有16处房产，市值超过5000万元，与其本人正常工资收入严重不符。田荔琴因此被网友戏称为福建“房嫂”。
举报贴一一列出了田家16处房产（包括福州15套，上海1套）的详细地址及产权人信息，其中，田荔琴本人名下3套，与丈夫共有3套，丈夫名下3套，儿子名下7套。
田荔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称，“没有16套那么多，有的是与家人共有的，有的则早已卖掉”。她还称，社会“仇官仇富太严重”，该举报背后其实是因为“邻里纠纷”。
身为福建证监局原副局长的田荔琴，系副厅级干部，因工龄满35年已于2012年11月提前退休。日前中国证监会证实，已经关注到相关信息并已介入调查。而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之际，田日前再遭举报，除原有16套房之外，还有2套位于福州闽侯上街“福禄坊”，该房已于2011年年底前被转卖。
官员房产数量不断刷新纪录
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郑州“房妹”案主角翟振锋已于1月14日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批准逮捕。另有3人因涉嫌参与挪用公款被刑拘，1人因参与倒卖拆迁安置房被调查。
事件同样起于网上曝料称“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某的女儿在一经适房小区拥有11套房产”。经专案组查实，翟振锋一家曾拥有多达31套房产（已出售7套，现有24套），但均非经适房。
早于2011年9月，翟振锋便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牟取利益及其他违纪行为”，被纪检部门予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各类大小官员拥有多套住房，或许早已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事实上，近年来在那些已经曝光的官员腐败案中，相当部分落马官员所拥有的房产数目更是令人咂舌。
比如，被称为“房叔”的原广州市番禺区城关分局政委蔡彬，被查明共有22套房产；原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俊鹏，被查出在北京、海南等地35套房产的合同房价款就达1.7亿元。
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一度被曝涉贪贿达2亿元，拥有84套房产，创下贪官囤积房产新纪录而被戏称“房爷”。不过，与传闻不同的是，2012年4月，黄萌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黄萌涉嫌受贿的金额“只有”1000余万元。
已被证实拥有房产数最多的则是深圳“20亿村官”周伟思，作为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其被举报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随后纪委核实其及家人申报房产物业共计76栋。目前龙岗区监察局已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调查，周被暂停职务。
而包括“房妹”事件主角翟振锋在内，那些曾经分管或担任土地、房产部门职务的官员们，更是借“近水楼台”便利普遍拥有大量房产。像上海房地原副局长殷国元案发后，其房产到底有多少报道说法不一，有的报道说是有50套，有的报道说是有10多套，但趋向一致的报道是，他所拥有的房产至少有30套，总值在1亿元以上。
在这个房价高不可攀的年代，当公众仰望着高楼默默暗叹不知何时才能有蜗居之所时，这些被曝光出来的官员囤积大量房产的新闻不断刺痛着他们的神经。
对于“房腐败”的多发，知名地产专家、亚太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官员“房腐败”其实还仅仅是腐败的冰山一角，只不过由于房地产调控已经到了关键的敏感期，房子又作为主要的家庭与个人财产，在官员财产公示的逼迫下，“由房露腐”自然首当其冲。
房产公开能否成反腐利器
尽管自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后，中国一直在探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10年7月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此前版本相比，更新增了住房、股票投资以及子女海外工作和投资的内容，且将监督范围从处级以上干部拓展到副处级以上干部。但时至今日，所谓申报仍然只是一种内部汇报，缺乏有效核实，更关键的则是，申报后并不对公众公开，缺少外部监督，以至于一些官员申报财产时往往流于形式。
比如，之前落马的广州“房叔”蔡彬拥有多达22处房产，在其落马前，也曾向组织申报过财产，但显然存在瞒报行为。
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会上，多位专家就都谈到尽快实行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的问题。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还主张，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较大。但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
他表示，房产需实名登记已能够实现全国联网，查清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名下有多少房产，从技术层面不成问题，实施起来相对容易。而且，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
谢逸枫也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将公开房产作为打击腐败的突破口，以官员拥有房产套数多少与价值大小判断是否超过其合法收入，作为判断与发现腐败的线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与办法。但他同时提出疑虑——房产涉及到个人隐私与家庭信息，一旦全面公开，有侵犯人权与隐私之嫌疑。而且，房产通过交易后，也很难发现其中是否具有腐败的线索。
正如其言，曾被寄予厚望的全国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面临着如何规范信息查询和使用的困境。
2011年10月，住建部透露，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启动两年多，仍在艰难建设中，先期在40个城市试点，到2013年要实现全国住房信息系统联网。当时，原计划2011年底要实现40个城市个人住房互联查询，到2012年6月初才完成。
其主要的障碍就在于，住房信息涉及个人隐私，没有全国层面的管理、使用信息规范，系统很难真正应用。
不过，谢逸枫也坦言，要让房产公开成为反腐利器，最主要的障碍还不是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联网与信息查询和使用，而是“法律与道德及人权的约束”。
而针对有消息称，去年11月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二手房成交量明显增长，就此有分析认为国家试点推行公开官员个人财产及住宅信息，以致拥有多套房产的部分官员急于脱手名下房产。谢逸枫则指出，官员抛售“房产”难以令房价出现暴跌。即使这批“灰色房产”在外力驱动下大量地在市场中得以流通，满足了市场真正的需求，但促使高房价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包括房地产开发税费过高、土地出让金成本越来越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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