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吸取“韩国模式”教训
发布时间：2012-12-20 10:52:49 来源于：《日本经济新闻》
摘要：
近来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等少数垄断企业在全球不断大赚其钱的“韩国模式”受到了高度赞赏。中国也正寻求在汽车、钢铁和通信领域的企业整合为巨大企业集团，以使其成为拉动整体经济的火车头。然而现在韩国整体经济却已经开始浮现隐忧，但这又不是因为三星和现代的业绩出现了恶化。那么，韩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也应该从中汲取教训。
三星电子于10月26日发布的7-9月合并财报显示，净利润为6.56万亿韩元（1美元相当于1084韩元），创出历史新高。而现代汽车的合并财报则显示，营业利润为2.0558万亿韩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在全球经济表现低迷的背景下，这2家企业仍然实现了极为强劲的业绩。
虽然有观点认为其强劲业绩是得益于韩元贬值，但主流观点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垄断。韩国资本的汽车厂商只有现代汽车集团一家。包括旗下的起亚汽车在内，现代在韩国国内的市场份额超过7成。韩国的综合家电厂商除三星之外，只有LG电子一家，基本处于2家公司垄断市场的状态。
韩国企业利用在国内市场赚到的利润向海外业务投入大笔资金，集中全力在海外抢占市场。三星去年的营销费用换算为日元约达6700亿日元（1美元约等于79.78日元），大大超过索尼的广告宣传费（3964亿日元），其中大部分费用投向了海外。
一直以来，韩国都通过具有垄断地位的巨大企业抢占海外市场，然后加强出口来拉动整体经济。即使海外销售本身利润稀薄，但只要出口实现增长就能够通过国内的零部件工厂等获得利润。出口对韩国GDP的比率为50％，大大高于日本的逾10％。
同时，仅三星集团一家企业，就占韩国出口总额的约20％。也就是说，韩国垄断企业通过出口支撑着韩国的经济。
中国从数年前起就一直在政府的主导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整合。2008年上海汽车兼并了南京汽车，巩固了作为最大汽车企业的地位。宝钢通过整合目前已是位列世界前5名的钢铁厂商。在通信领域，2008年中国移动收购了中国铁通的全部股权，大型通信企业减少为3家。随之，中国企业开始大量进入《财富》公布的全球500强榜单。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却传来了韩国经济放缓的消息。10月26日发布的韩国GDP增长率环比仅为0.2％，换算为年率约0.6％。到去年之前一直保持年率3％-6％的高增长的韩国经济出现了明显放缓。三星和现代汽车依然表现坚挺，而“韩国模式”却开始动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其原因是出口减少导致的内需低迷。据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8月单月的设备投资较去年同期下降14.2％。半导体和显示器业务在下滑。一直在拉动韩国国内设备投资的三星“由于预期明年经济将恶化，投资开始变得谨慎”。
三星电子今年的设备投资额约为25万亿韩元，占韩国企业设备投资总额的2成。韩国过于依赖数家大型企业的结果是，一旦大型企业收紧在韩国国内的设备投资，全国投资金额就将随之减少。其余企业不具备进行巨额投资的实力。如果因世界经济减速而遭遇出口下滑的垄断企业为了确保自身利益而减少投资和支出，韩国整体经济就将趋冷。
垄断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将对内需产生不利影响。韩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换算为日元在230万日元左右，而三星员工的年收入约为570万日元，现代汽车约为660万日元，均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
此外，垄断导致的价格僵化也被视为问题。在韩国，由于家电和汽车领域的进口产品仍然很少，国内垄断企业的竞争不够充分因此价格迟迟不能降下来。再加上韩元贬值，反而呈现轻微通胀迹象。如果通胀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消费就将难获增长。
从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日本为近60％，韩国约为50％，中国为35％左右。日本明显拥有在亚洲国家中更加巨大的内需。面对海外经济的巨变，可以说日本与韩国相比更具强韧的耐力。
像韩国那样的垄断模式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打造出获得高额利润的国际企业。而其经济放缓则彰显了过度减少企业数量的垄断模式的脆弱性。不管企业多么强大，如果大多数居民感觉不到生活的富足，就将是本末倒置。这应该会为中国今后推进的经济结构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美国《华尔街日报》——
中国寻求限制国内安全机构权力
国有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政法委监管着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情报机构，每年的预算超过公开宣布的年度军费开支，据估计2012年军费超过1,000亿美元。
经过了中国国内安全部门积聚大量权力和资源的10年，此举可能会有利于加强中国的法治。
中央政法委前一任负责人周永康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上一届成员。
今年已经65岁的孟建柱刚刚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即中国最高的25名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上海前卫农场任职18年，之后历任上海川沙县、嘉定县委书记，主持过两年多的上海农村工作，也当过上海副市长、市委副书记；2001年至2007年担任江西省委书记，2007年起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是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其以非常委的身份接任政法委书记，外界猜测说，这显示中共政法系统的政治话语权受到削弱。
另有分析人士说，此举意在加强中国刚刚成形的司法体系，过去五年，由于公安机关权力的迅速扩张，以及政法委地方分支机构的部分公安机关官员的独断专行，中国的司法体系受到了不利影响。
而随着互联网微博时代的到来和中国民众维权意识的提升，如何改革中共传统的强硬管控维稳的弊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是孟建柱将要面临的考验。
英国路透社——
十八大金融人事新格局
将掌握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命运的新一届领导层如期亮相，他们中有经济金融相关履历的委员占比为历史最高，使得推动中国经济金融向纵深发展的力量有所增强，而邓小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说法也可能得到更多的实践。
现代金融市场的成熟运行都是以发达的债券市场为基石，中国当前的债市确实已在蓬勃发展，但如果有了更了解国内经济金融的人来执政，有利于推动中国金融大国的建立。
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被推举主管中纪委，而未如投资者厚望掌管金融，但该项工作仍可由有经济相关履历背景的其他政治局常委来担任。在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中，李克强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张高丽也有经济管理的履历。
事实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就职讲话中就指出，“必须下大气力解决”的“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往往就和金融交易往往有密切联系。如今由懂金融的王岐山掌管中纪委，来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可能更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少受腐败、以权谋私等非市场因素干扰，更能促进中国金融的健康、平稳和快速发展。
王岐山被认为是最懂金融的新任政治局常委。他在200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前，曾任中国央行副行长和建设银行行长等职，推动成立中国首家合资投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兼任董事长。1997年底，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赴广东协助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
毕竟，促进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健康、平稳和快速发展的长效机制，重在遵从市场化的交易规则和制度安排，以及更多元化的参与主体，而并不单单在于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规模的大小。
不仅如此，正如美国着名法学家霍姆斯名言，“税收是文明的对价”一样，更具约束力的中国债券市场而非信贷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更能制约中国各个市场交易主体建立起信用契约关系，防止中央和地方债务过快扩张，并进而有助于进一步奠定中国民主制度的根基和更快推动其进程。
我们同时还看到，中国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未能当选新一届中央委员，这意味着他可能从这一惯常由中央委员担任的岗位离任。同时，其他诸如发改委主任张平、财政部长谢旭人、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以及商务部长陈德铭等未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而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以及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和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等12名财经官员新当选为中央委员。肖捷（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尚福林、马凯和刘家义（审计署审计长）共四人仍<
（责任编辑：《日本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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