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担保链危机反思
发布时间：2012-09-28 16:47:37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从民间借贷崩盘到担保危机，既表明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也显示政府此前对此缺少合理有序的疏导。
在经历了去年开始的民间借贷崩盘、老板跑路潮之后，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目前正在通过企业之间的互保联保，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银行卷进来。自今年3月以来，浙江杭州、诸暨等地互保联保贷款先后出现一家问题企业出事，其他诸多关联企业被银行抽贷、压贷，资金链遭遇困难甚至断裂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昔日解决企业融资难的“保险索”，如今却成了引发信贷危机的“导火索”。
七成互保
所谓“互保”贷款，是指两家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一家企业还不上钱时，则需要互保方承担还款连带责任。在互保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担保贷款模式——“联保”贷款，即3家或3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体其他成员都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
互保、联保贷款最早出现在10多年前，是当时中国农业银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针对农户推出的一种贷款方式。由于农户缺少抵押物，银行为了控制风险，要求农户在贷款时找一家农户或者几家农户为其担保，一旦出现还不上贷款的情况，就由其他农户承担还款连带责任。由于每户农户贷款数额不大，即使出现风险，也在银行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互保、联保贷款一度被当作商业银行的创新和经验，不仅在农村中进行推广，而且在城市一些地区的中小企业中广泛运用。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浙江很多中小企业就是采取三五家企业之间相互担保的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这不仅能够解决缺乏抵押物的难题，而且保证了银行贷款的安全。
据悉，这种担保贷款模式到后来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企业间多层次的担保。常常是A企业为B企业做担保，B企业又为C企业做担保，如此环环相扣，同一家企业还为不同的企业做担保，以至形成紧密程度不一的担保圈，最后可能连企业自己都搞不清这个复杂的链条了。一些并不缺乏资金的企业，在被其他企业要求担保时，也出于人情为部分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企业担保。
浙江省投融资协会副秘书长徐海滨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民间借贷还是担保贷款，浙江人都素有通过血缘、友情等纽带抱团的习惯。采取互保、联保形式从银行获取贷款的中小微企业的比例估计占到70％以上，“部分进行抵押贷款的企业其实也有其他企业为它做担保，因为银行对抵押物估值的折扣往往很高。”
危机袭来
互保、联保贷款显然积聚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所形成的担保链条一旦发生断点，其中有一家企业出事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原本一家企业的风险可能蔓延至数家、数十家企业。
据周德文介绍，今年杭州发生的担保危机，600多家企业被不同程度地拖入债务深渊，其源头就是一家建筑企业——浙江天煜建设公司。天煜建设出事后，首当其冲受到牵连的，是和其存在互保关系的浙江家具制造企业嘉逸集团，后者及其关联公司陆续被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等8家银行收贷，收贷金额过亿元。而嘉逸集团涉及的互保有6大集团，涉及企业超过30多家，且多为家具企业。杭州家具商会曾做过一个统计，仅杭州一地家具业内，牵涉互保、联保的企业就超过100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
今年3月，杭州家具商会呈报杭州市主管经济、金融等工作的部门，寄希望政府能出面，让银行停止收贷。监管部门马上通知银行关注家具业的信贷问题，然而银行收贷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得更加频繁，加剧了这场危机。
于是，起源于一家小建筑企业的危机如同石入平湖，影响如涟漪荡漾扩散开去。天煜建设拖累了嘉逸集团，而嘉逸集团又将荣事集团拖下水；荣事集团被银行密集收贷，又影响到了虎牌控股的资金流；虎牌控股资金告急，也将同其存在互保关系的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拖入了困局……
7月末，杭州600家民企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它们度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
另据媒体日前报道，诸暨也成为互保、联保危机的“重灾区”。因该问题面临倒闭的大企业约有30多家，中小型企业大约两三百家，涉及的民间借款和银行贷款约有400多亿元。
担保链危机已经使得今年浙江的银行不良贷款飙升。浙江省银监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759亿元，比年初增加267.7亿元；不良贷款率1.34％，比年初上升0.42个百分点。截至7月底，温州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飙升至2.85％，较上月末又上升了0.16个百分点，也是该项数据的连续第11个月上升。
模式缺陷
专家普遍指，互保、联保贷款在设计和操作上存在缺陷，在经济下行背景下，风险易因此蔓延和扩大。
周德文对《中国经贸聚焦》表示，互保、联保实际上只是风险的转嫁，银行把对一家企业贷款的风险转嫁到另一家或多家企业身上，以降低银行自身的风险。在较好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互保、联保能做到有效的风险防控。如今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税收、原材料价格、用工成本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压倒企业的一根稻草。这种情况下，银行更加重视资金风险，回收贷款成为头等大事。但是由于银行忽视了对企业的信息调查，不管是放贷环节还是收贷环节都过于依赖互保、联保这一风险防控模式，一旦发现某些企业出了问题，就紧急收贷和跟风收贷导致风险蔓延，将许多优质企业拖下水，甚至导致一些经营良好的企业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则对媒体称，互保、联保危机的根源在于银行没有按照当时设计规避风险的做法来操作，联保模式要降低风险需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一组企业互保，每次只允许一户借款，还清之后才可下一户再借；二是互保企业的业务景气不相关或负相关。反之，上下游或同业互保，一旦出现行业不景气，所有的企业都可能同时出问题。
如何破解
周德文认为，控制当前互保、联保危机蔓延，政府部门负有重大责任。除了出面与银行沟通协调之外，财政良好的地方政府可拿出一定资金帮助企业“转贷”救急，还可以股抵债（债转股）等方法，帮助源头企业实现资产重组，减轻给银行和互保圈其他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还需对互保、联保模式进行创新，既要发挥其作用，又要防控其风险。
不过，一些专家也表示，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必须通过合法途径，不能依赖行政手段或用财政资金介入，不能过多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自主权，而应更多发挥政府的杠杆作用，寻求新的抵押和担保机制，让好的企业真正得到保护。
“从民间借贷崩盘到担保危机，既表明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也显示政府此前对此缺少合理有序的疏导，在相关扶持政策和力度上做得不够。”徐海滨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据悉，该协会已联手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民生银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将在浙江全省推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合作社”模式，以破解互保链危机。
据介绍，其计划用1-2年在全省成立500家左右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合作社，为5万家以上中小微企业解决约500亿元的融资需求。合作社以50-100家会员企业为单位，符合贷款条件的每位会员通过交纳5％-10％的贷款保证金、1％的风险准备金和0.4％的基金管理费，共同组成“互助成长基金”。民生银行按照每户贷款保证金的10-20倍进行融资授信，每位会员以交纳保证金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不像互保、联保贷款那样，一家企业出问题，其他存在担保关系的企业要进行全额保证。此外，贷款利率也只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15％，即最高6.9％，远比20％-30％的民间借贷利率和至少10％以上的原互保、联保贷款利率要低。目前，该创新模式已在浙江永康、黄岩、嵊州、绍兴等地试点，受到不少企业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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