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政策干预是经济减速主因
发布时间：2012-07-03 13:29:53 来源于：CBF聚焦网
摘要：结构调整、对内产业紧缩、对外打击出口，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减速。
5月27日，在2012年度上海论坛的一场金融分论坛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尖锐地指出，过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已失去“马力”，他判定，在全球经济进入最底部之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可能才刚刚开始。如果中国不及时调整当前一些不当的政策干预，以及纠正一些经济上错误的认识，很可能将遭遇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
日前，《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对华民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就中国的投资、出口、消费存在的问题，政策应当调整的方向，以及未来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等作了详细、深入和独到的剖析。
“三驾马车”的失速
投资、出口、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出口的同比增长仅为7.6％，增速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华民预计，“到2013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完全没有了”。
投资也在下降。过去固定投资主要靠民间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支撑，“现在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在下降，而政府投资在经历此前的‘四万亿’后已经接近衰竭，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去刺激经济增长，因此才有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基建投资，进入医疗、铁路、电力等行业的举措。”
再从消费看，尽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上升，但其本身的增长率却是在下降的。“如果出口没有了，投资在下降，消费本身也在下降，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就必然会趋于衰退。”
华民还指出，近年中国投资增长1991-2000年是35％，2002-2005年是41％，2009-2011年为45％，但投资效率却在下降。每百元投资产出的GDP到了2011年只剩下23.7元。“中国拼命增加投资，然而经济增长效率却是如此之差，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据他分析，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原因在于：其一，国进民退，资源配置从效率较高的民营部门转到产权不明晰、缺乏市场竞争的垄断的国有经济部门；其二，开发西部，将东部资源向西部转移，而西部地区的市场环境比东部差，因此资源的使用效率也是下降的；其三，用“计划”（如“十二五”产业规划等）替代市场，剥夺了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市场选择；最后，用内贸替代外贸，牺牲了比较优势，学习效应也荡然无存。“上述四个变化，表明中国的战略调整事实上是将大量的资源大部分配置到了缺乏效率或者效率不高的部门与地方。”
华民同时语出惊人地称，近年来无论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消费占GDP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要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绝无机会。
“可支配收入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税负水平高，‘国富民穷’；从2010年到2012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要比城市居民高，这主要是由于转移支付。但这些增量的收入都被用于盖房子而不是消费，又进入存量部门，堆在土地上，并没有变成未来的固定资产；同时，近年中国总体工资持续增长，但其中民营企业的工资总额基本不变，因为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要加工资就意味着必须减员或是关闭企业。而国有企业包括公务员的收入增长，基本转化为了房产投资或民间高息借贷。这就将加工资对经济增长的所有效果都对冲了。”
对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导致刺激内需政策陷入困境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华民并不赞同，在他看来，大部分贫困和缺乏消费能力是因为没有工作，所以首先要公平就业机会，而不是公平收入分配，由要素生产率差异和市场竞争造成的收入分配有差距反而是公平的。“因此，公平市场竞争、实现机会均等是解决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关键所在。”
调结构是人为扭曲
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流观点有两种：一是外部因素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就称，出口不好影响中国GDP增长约3-4个百分点；另一种是自然减速说，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助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失等。
但华民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全球贸易事实上从2010年就已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2011年美国出口占GDP比重14％，已经回到了2007年以前的水平，德国去年出口占GDP比重为50.1％。“因此，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没有道理的。今天中国经济增长不能说世界没有给机会，而是因为自己改变了战略，从出口转向了内需。”
自然减速说法也缺乏说服力。华民认为，当前“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不能从民工荒现象倒推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因为从总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农村人口还占50％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不可能在农村人口占比如此之高的情况下被“出清”。民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三大补贴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种田补贴和建设新农村。同时，他还指出，“刘易斯拐点”也意味着城市工业生产率与乡村农业生产率持平，劳动力不再流动，而目前这两者之间显然还存在巨大差距。
华民表示，不当的干预政策才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结构调整。试图用政策来改变经济结构，但在要素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结构是刚性的；对内紧缩。各种各样的产业紧缩政策，导致产业资本变成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从而引发了中国的地产泡沫与资产价格泡沫；对外打击出口。政府号召增加工资、房地产价格暴涨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而名义汇率也在升值。“所谓以人民币汇率升值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完全是错误的。这样做会把中国企业都倒逼死。”
在他看来，调结构不应由政府来做，那样容易造成扭曲，而且其目标选择到底是充分就业、GDP还是竞争力并不清晰。结构应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企业选择做什么样的产业合适，是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当所有微观主体都在做最有效率的事情，加总在一起，全社会经济增长也应该是有效率的。除非这个经济面临系统性的错误或者风险。”
华民还举例说，美国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发达工业化国家都没有所谓的产业政策，只有政府导向的经济才会去调结构。而这种做法就是人为地让一部分有活力的产业死去，一部分没有效率的产业在政府的财政补贴下活下来，结果整个国民经济就缺乏效率。
“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一种凯恩斯+刘易斯的增长模式中。要‘凯恩斯增长’，政府就要实现充分就业，让所有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刘易斯增长’则是指目前中国仍是二元结构，有大量农民，而农民是半自给自足的，无法形成足够的内需，农民进城创造大量产品后必须靠出口来平衡。只有当中国未来走出这种增长模式后，才会有实质性的结构调整，这也是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和过程。” 是否硬着陆关键看房地产泡沫
面对中国经济减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18日至20日在武汉调研时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自4月以来，包括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开放民间资本投资、节能家电补贴等鼓励消费政策出台，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投资加速，也显示出经济政策正在放松的迹象。
就此，华民表示，这些信息背后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平滑性的政策以应对。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后者主要是鼓励继续增加一些公共类产品投入和基础设施投资，前者则包括下调存准率和降息。
同时，从当前政府发出的这些政策信号也可以看到，其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差别。“力度相对比较温和，不像原来那么大，也不可能再有‘四万亿’了。因为，首先经济下滑冲击力会有多大，还难估计，有待观察，目前而言不算太大；政府财政也有限，因而采取了一些像在高铁、金融等领域开放市场准入，鼓励民营经济一起参与救市的措施。”
至于未来中国经济会否出现硬着陆，华民认为，关键要看房地产泡沫会否破裂。“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整个要素市场价格、资产价格将暴跌，会损失大量的资金来源，整个社会的微观主体包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将恶化，这就会出现大问题。而只要房地产泡沫不破裂，即便出现经济增长衰退，也有望实现软着陆。” 他特别指出，要坚决反对放松楼市限购等政策。因为解禁将让泡沫进一步膨胀，将来破裂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华民反对外界对于限购政策的抨击，在他看来，限购不是一项错误的政策。“房产不是一个私人消费品，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它是准公共品。一个楼盘建成后要能卖出去，周边必须有公共交通、学校、超市等配套设施，如果你没有在当地居住和纳过税，有什么资格买房呢？买了等于侵犯了当地人的人权，因为房子里有公共品配套和当地人上缴的税收贡献。你可以先租房，在缴税达到规定年限后再买房。在欧洲同样如此，没有税号是不能购买当地房产的。很多抨击限购政策的人，可能都是手里有多套房产、持房待涨的投资和投机者，他们事实上已经侵犯了别人的人权。”
“目前这样的高房价不能再涨了，政府手里有限的可用的行政控制手段也就只有限购一条。没有在一个地方居住过和纳过税的不让买房，天经地义且符合国际惯例。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可以先租房。居者有其屋，并非是人人都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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