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发布时间：2012-06-04 13:36:03 来源于：中国经贸聚焦 实习记者：费一妍
摘要：35岁以下同居者仅占3.2%，赞同“结婚后不要孩子”态度的只有3.7%，同居、丁克只是个别现象。
现在的青年一代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有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个性，正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越来越多的学者媒体将视线聚焦在他们的家庭变化上，未婚人口增多、同居现象、丁克一族等成为热议话题，有人开始担忧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崩裂以及家庭幸福感的减弱。
但是，在近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召开的家庭研究成果专题发布会上，几位研究专家报告了对上海、兰州城郊地区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同居现象在中国是个别现象，“不婚族”也仅是少数人的选择，“丁克”更只是少数未婚青年的理想，未婚人口的确在增长，但这主要因为结婚年龄在推迟，晚婚晚育是主要趋势。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年轻人的家庭观念也随之改变。但是，正如上海市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透露的，这种改变是从传统社会的家族主义转向家庭集体主义，是转型期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家庭幸福感无关。对于一些个别现象，大家没必要夸大。
35岁以下同居者仅占3.2%
此次抽样调查显示，同居在中国的比例极低，仅为1.1%，即使是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同居比例也仅为3.2%。在上海，35岁及以下人群同居比例低至2.4%。调查报告显示，只有少数人群选择“不婚”。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中国人40岁不结婚，那么便认定此人可能会选择单身意向。在调查中，40-44岁尚未结婚的男女分别仅占3.4%和0.5%。
根据英国人口学家凯瑟琳•基尔南将同居接受程度划为四个阶段，中国属于典型的第一阶段，即同居是边缘的和前卫的现象。按照世界经合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和希腊以及亚洲的日本都属于这一阶段，在这些国家中，同居行为更多发生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独立性较强的人群和城市地区，而且同居者中离婚人口更多而非年轻人。
不同于上述国家，在中国，青年人虽然相对更接受以结婚为前提的同居行为，但总体上宽容度不高。只有超过两成的青年人赞同“单身男女只要有结婚打算就可以先同居”的观点，在经济发展更快的一线城市，这个比例更低。而对“单身男女即使不想结婚也可以同居”的说法，表示赞同的仅为12%。
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刘汶蓉表示，在中国，同居行为受到家庭和社会约束更强。目前中国的同居不受法律保护，国家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且生育行为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限制，青年人承担同居后果的成本很高，比如因人流对女性的身体伤害、经济赔偿不受法律支持，同居分手或一方过世后另一方无财产继承权等。
有意思的是，青年人更赞同中老年人同居，赞同“单身的中老年人同居可相互照顾并减少不必要麻烦”的比例达四成以上，其中，农村青年比城市青年更赞同中老年人同居、内地欠发达地区比沿海发达地区更赞同中老年人同居。中老年人同居没有生育问题，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正是因为在法律关系之外，反而可减少因结婚而带来的子女财产继承等纠纷。
有丁克意愿者极少且多为未婚者
所谓“丁克”，是指夫妻双职业、具有生育能力但选择不生育的家庭。此次调查显示，对于“结婚后不要孩子”这一想法，35岁以下青年持赞同态度的只有3.7%，表示非常赞同的仅1.3%。进一步分析表明，结婚与否影响着青年对“结婚后不要孩子”的态度，35岁以下未婚青年表示赞同的达5%，而已婚青年只有2%，与年长已婚者的态度并无差异。这表明，丁克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未婚青年的理想，一旦步入婚姻生活，青年依旧重视生儿育女对婚姻和家庭的意义。
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秘书长张亮表示，总体而言，只是少数人把丁克作为理想的生育选择，人们当父母的意愿并未下降。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孩子作为劳动力以及父母的养老保障功效依旧，抚育成本又较低，“丁克”对他们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即便在城市，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与快乐也会让他们不再考虑“丁克”，更多地选择少生优生。
结婚多年的刘先生和刘太太未曾生育，但在各自年近不惑之际最终还是放弃了“丁克”这个选择。刘先生坦言，做出这样的改变，一方面是由于长期来自双方父母希望抱孙的愿望，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小孩的出现让家庭更完整，同时也考虑到未来养老问题，最终决定“养一个”。对于之前担忧能否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刘先生表示他们会尽力而为。
晚婚晚育是大趋势
中国年轻人中的未婚人口确实在增长，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未婚人口比例增长了一成以上，但主要是由于结婚年龄的推迟。在国内一线城市，这种情况更加显著。2009年上海市民政局统计报告显示，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8.5岁和26.2岁。而生育年龄也随之延后，“大龄妈妈”的人数也随之攀升。
徐安琪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采访时表示，造成现今晚婚晚育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由于教育程度的提升，尤其是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增高。在校园里即使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也会考虑到种种情况，比如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与包括劳动就业、后续教育、职业发展机会等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这些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更为明显和强烈，因而多数女生在校期间选择暂不结婚生子，大学本科毕业生一般在22岁左右，倘若继续深造，那么年龄自然往上增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结婚成本也大大提高，许多年轻人有了“先立业后成家”的想法。结婚不只是去民政局登记的程序，还要考虑到之后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房贷、车贷的巨大压力迫使年轻人有了先将婚事缓一缓的想法。尤其是刚踏入社会进入职场圈的年轻人，尽管处于婚恋的黄金时期，但在8小时工作时间外还会经常充电、应酬，自己的空闲时间很少，也延后了将婚姻生活提上日程。
另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男女进入城市工作，原本一直接受传统家庭观念的他们受到城市晚婚晚育文化的影响，同时承受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压力等，一改早婚早育的习俗，同样推迟了婚期。
晚婚晚育是全球普遍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目前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在30岁上下。但作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晚婚晚育不仅仅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力造成的，更是由青年人对家庭价值观的改变所形成的。
徐安琪表示，现在许多学者媒体对于晚婚晚育的担忧太过夸张，许多统计数据来源于并不严格按照科学调查方式进行的网络抽样，应该以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为准。
从家族主义转向家庭集体主义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竞争和社会速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市场经济中的务实、理性等特质影响了年轻人的独立人格塑造，导致现代年轻人事业心增强、有个性、有独立思想等等与过去人们性格上的差异，独立意识、责任意识、民主精神、法制精神等等都随之提高。在国际化的社会中，中外文化激烈碰撞，家庭观念也渐渐走向开放、宽容，人们对于独身、离婚、不育等现象更加理解与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性增强。
在现今转型期的家庭生活中，家庭价值观从传统社会的家族主义转向家庭集体主义，主流的核心家庭价值观依旧是被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家庭的整体利益仍高于个人利益，家庭价值更重于个人的发展价值，家庭和睦、健康平安、彼此的同甘共苦和相互分担与较好的经济条件都是家庭幸福的要素，只有3%的被访者将金钱作为家庭幸福的象征而未强调其他非经济因素。
徐安琪表示，家庭价值观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很难界定这种变迁是对是错，家庭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她强调，个人主义在中国长期以来是个负面的贬义词，常被误认为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缺乏家庭责任感、亲情冷漠和道德失范同义，而其个人独立、尊严、权利意识、自我负责和个人发展等实质内涵却被忽视或屏蔽。
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社会从外部条件到性格意识上都让年轻一代在家庭观念上有了转变，徐安琪建议，应当正视这样的改变，在自力更生的同时增强家庭的凝聚力，营造更幸福的家庭感。
（责任编辑：中国经贸聚焦 实习记者：费一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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