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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商战谁最受益


发布时间:2011-11-25 12:41:44    来源于:方湛才

摘要:

“菜”这一名称,在中国普通民众生活中通常指主食以外的副食品,如经过烹调可供下饭下酒的蔬菜、蛋、鱼、肉等。菜市场一般指专门销售这类副食品的场所。虽说现在丰富齐全的中国菜市场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需要,但其差价监督体系长期以来处于失控境地。回首前段时间菜价全线飙升,普通消费者怨声载道,国务院正式发文平抑菜价,大众媒体纷纷应声采访报道,专家出手拍桌点评……一番折腾之后,“促成菜价暴涨的主因却是菜场摊位租金的狂升”这一说法似乎给了“菜价”一个台阶下,但本刊记者经过实地采访调查发现,一些菜场的摊位出租人却表示自己收益也不大,并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给予适度补贴。

由此来看,此番菜价飞涨的最大收益者显然不是菜农、菜贩、卖主,但强加在菜场摊位出租方身上与事实有出入。菜价飞涨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大中城市菜市场的流通与监管环节,长时间处于非良性循环运作状态。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显而易见,如此运作是置经世济民于千里之外,而借市场经济幌子与房地产狂涨之势,践踏民生!

《黄帝内经》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为了确保将来普通市民不再为买菜愁眉苦脸,理应对“政府补贴”、“菜场投建”及其“摊位租赁”这三大环节,以及征占菜地补偿、新菜地开发建设等环节的重新调整,出台新法规并加以有效实施,这已成为民生所指、迫在眉睫的要事。

菜价打压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菜价也疯狂,吃不起青菜了!”2010年1月到10月份,全国的蔬菜一反常态,其平均价格竟然涨了30%。特别是2010年三季度以来,中国多数大中城市蔬菜价格飙升成为民生焦点话题,并引发中国政府高层的极大关切。为给普通民众一个说法,大众媒体记者实地采访,学者专家登台解说……就这样,一场自上而下的菜价打压战就此拉开帷幕。

经过各方整装上阵奋力打压后,菜价首战频传捷报:“菜价降了!”之后又传出“菜农、菜贩、卖主均获利微薄,此番菜价飞涨的最大受益者是菜场摊位出租方。” 因为 “中国的经济学界,永远不缺令人迷惑的谬论” 司空见惯,普通民众能“吃起青菜”之后也不去追问究竟。

的确,原先加价20%-50%的蔬菜现在价格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为探其究竟,本刊记者于2010年12月7日走访了上海市一社区菜市场,发现青菜市价为0.8元-1.0元,比之前的1.2元-1.5元降价不少,其他普通蔬菜价格也均有下降。这也与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6日发布11月下旬50个城市主要菜价普遍下降的信息相接近。

经过记者进一步了解,多位卖主表示,虽说菜价暂时有所回落,但摊位费、出入费、管理费等说不定会在明天“换装”,转嫁到他们身上,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水涨船高吗!另据调查发现,500元/平方米的月租,在上海的菜场中还算不上高。在不少市中心的菜场中,摊位费甚至达到了800元/平方米。看来“摊位费飙升”确实是菜价飞涨的助推因素之一。以此来看,摊位出租方明显成了这番菜价高涨的最大收益者。然而,这一近似谬论的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症结。

菜摊出租方声称:收支平衡,望政府增加补贴 

上海一“私办菜场”经营者实话实说:“菜市场多数是承包经营,投标人花了大价钱,承包了菜场,市场化经营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公益性而亏本很难做到。如果政府肯出资贴补,那我们很乐意把摊位费降下来。”

据南京一 “公办菜场”一位负责人表示,菜场一年收上来的摊位费为160万-170万元,但是要交国有资产占用费30万,在岗职工以及要养的老职工工资及保险等一年至少70万-80万元,还要缴税10万多元,水电费10万多元,垃圾费又是几万元——“基本上只能说是收支平衡。”并表示希望“政府能有一些说法。”有此提议也不止这一家菜场。由此来看,管理菜场的相关政府部门成了这番菜价飞涨的最大收益者。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泽晟日前分析指出,摊位费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降低摊位费也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政府想稳定物价没有错,但市场经济有市场的规律,用行政手段要求降低摊位费,不一定有效果。”当然,为了公众的利益要求降摊位费,其出发点是好的,如果政府能够“买单”给补贴,那就另当别论了。

菜价博弈:如何切实降低“最后一公里”成本

卖菜虽然是个经营性行业,但社区菜场一头连着千家万户老百姓,一头连着成千上万的菜贩,直接关系着无数人的基本生活。所以,其经营管理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之手。正因为这样,在平抑物价的时候,更应该彰显社区菜市场的公益本色,控制摊位租金的涨势,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从源头上减少经营者和菜贩的负担。只有把这“最后一公里”的成本真正降下来,绿色通道才可能从蔬菜生产基地直通到老百姓的餐桌。

中国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近日表示,如何才能打破这种菜价飞涨的怪圈呢?他提议,中国政府应拿出一点钱来,财政也拿出一点钱来,或者中国政府建立价调基金地方,拿出一点价调基金来,在每一个社区设立一个蔬菜销售点。不是政府来掌控菜市场经营权,政府应该增加对基本设施的投入。周望军强调,菜场是最基本的保障民生的场所,是社区的基本单元,属于公益性项目,所以不能把菜场经营管理完全撂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管部门应该适时出手,用“看得见的手”在菜场改造、租金、管理费等环节予以政策倾斜,把‘最后一公里’的成本真正降下来。

对此问题,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基本上就是把一些过去集体所有的一些商场或者是国有的一些商场,转包给中间商,而且中间商切割以后搞成摊位,然后高价出售给小商小贩,这样无形中抬高了小商贩销售成本,把这个成本,小商贩把这个成本转嫁给顾客。现在相关部门下决心把过去的一些就是社区,地区所有的,国有的一些商场一些菜市场重新把它收回,然后政府通过社区或通过居民委员会直接经营,低价出租,这样的话会使蔬菜价格大幅度下降。所以第一个问题还是要加大这种,中间管理环节的整顿。第二个为了使蔬菜价格降下来增加一些免费的公共交易地点供给。在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农产品交易市场大都是由政府建设,无偿交付给公司商业化运营。另外,政府也会向农民或商贩提供免费交易场所,在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直接降低蔬菜的价格。在世界其它国家也是一样的,这种免费交易场所,计价交易场所,涉及到公共品的这些场所,尤其涉及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些公共品这些场所,政府必须廉价的或者说是就是无偿的向商贩也好向老百姓提供。

 “菜篮子”断裂链:全面接通为上策

2010年中国多数城市蔬菜价格普遍飞涨,其背景原因自然是通胀预期下,各种商品都在涨价的背景。蔬菜合理上涨是市场可以接受并且可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人工、化肥、农资、运输价格都在上涨,这些自然会反映到菜价里。此外,一些游资往往通过大规模囤货比如大蒜、生姜等,以控制定价权的办法,从而影响供求关系,造成市场恐慌再高价出货。同时,遏止农产品上涨不能把眼睛盯在炒作上,还要放在增加农产品的供应量上,着力把蔬菜的生产成本降下来,这就得给菜农更多的优惠,降低农药、化肥价格、给农产品运输开设绿色通道,以激发种植商的积极性。

目前,中国多数大城市蔬菜供应链已经出现或大或小的“断裂”现象,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大城市郊区蔬菜种植面积不断缩小,菜农的种菜积极性也开始下降。尽管中国政府在保护耕地政策方面异常严格,但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很多农民还是以各种方式将土地改为其他用途。对此,要求实行更为严格的占补平衡和补偿机制,征占菜地的补偿标准要严格按当地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执行。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泽晟认为,政府要做的应是增加供应量,特别是地产菜的供应,而且政府也完全有能力这么做。“现在城市发展已经严重挤占了菜地。”政府要增加本地蔬菜的种植面积。另外,还要及时监测价格走势,储备物资,引导有关企业及时投放低价的农产品。

毕竟,中国大中城市如何有效接通大面积的“菜篮子”断裂链,实现菜价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关系到政府、土地规划等相关部门,以及物流及房地产、种植等诸多产业链,如何在中国一体化的大市场背景下,合理规划蔬菜生产和供应区,在满足供应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物流成本,也是平抑蔬菜价格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为此,就必须加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配送中心、农副产品零售市场和社区便民店的建设力度。日前北京市率先推进“农超对接”、“农餐对接”,农产品批发市场与社区菜市场进行“场店对接”,将有望减少流通环节并降低流通费用。

(责任编辑:方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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