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一阶段性大飞机进展相伴随的，是关于C919的争议再次甚嚣尘上。其大致围绕C919能否按期试飞，按期交付，未来订单到底如何；C919以技术换市场的方式是否可行；空客波音将如何围剿C919；中国到底是否该造大飞机；飞机制造行业共同分羹10万亿市场体量，是否能够按计划适航等等展开。
“市场普遍观点是航空项目发展10年后，投入产出比1:80，就业带动比1:12。也有预测称，大飞机项目带动的产业体量超过10万亿。请问这个统计是谁在做？其遵循的逻辑是什么？”广东昌盛飞机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设计师周济生对市场的过度乐观表示担忧。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高粱指出：“如果不充分了解飞机制造行业的发展规律和市场风险,任何热情的投入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中航工业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一位人士表示，如果项目不能按期执行。他们的投入成本就会不断加大，现在的ARJ21-700就面临这个问题。 “从政治角度考虑，航空公司是在买单，但这种购买未必能持续。”。一位参会的美国商务官员则表示并不担忧C919的销量，因为“这是国家意志，具有中国特色。”
“现在美欧垄断大型科技国际市场的局面已经形成，后来者想要进去受到的排斥力更强。”高粱表示。而业内人士更为担心的，还有C919的适航取证。因为适航审定能力决定着民用飞机成败。业内人士表示，大飞机适航审定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如人才资源和审定技术研究手段等都跟不上实际要求。如果没有长久发展的研究体系，仅仅依赖向国外学习有限技术，未来C919将面临更多挑战。
商道儒学情结缘
看来大飞机之大不仅仅是体型大载客多，抛去不实报道与舆论炒作等负面影响因素，其面临的机遇虽然不小但挑战也大，特别是商业运转风险与实现产业化的难题。诸如此类问题正考验着 “大飞机元帅”张庆伟。但从目前张庆伟公开言谈看，找不到对以上质疑声做出的具体回应，仅仅能得知张最关心的是两个重点：一是大飞机技术产业化；二是大飞机商业化。这也与他结缘飞机数十载，又系儒林出身的心路历程相照应。
张庆伟说，大型客机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复杂、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光零部件就有300万到600万之多。看起来似乎大飞机所需要的配套产品国内都能提供，但是由于受基础产业整体实力的限制，加之民用飞机还要满足适航要求，因此真正能为大飞机提供配套的现成产品十分有限。比如我们目前已经完成首飞的支线客机ARJ21—700，在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等关键部件，由于国内产品暂时达不到技术要求，因此国产化率很低。而未来的大飞机的目标是国产化率要达到30%，这就对国内的材料、电子、机载设备、加工制造等相关产业提出了迫切的升级需求。
大飞机要实现商用，就要有市场意识。张庆伟说：“航天产品一般很少有商业批量，因此在研制时往往可以采用一些特殊手段。比如过去我们在研制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时，用的铝板怕滚动带传送过程中造成划痕，只好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方法造一两枚火箭可以，但是用在批量生产的民机上就不行。因此大飞机制造必须是工业化大生产，必须要符合批量化生产的要求，要有成本意识和效益意识。”虽然国际民用飞机市场容量巨大，但是竞争也非常激烈。目前国际干线民机市场几乎完全被波音和空客两大公司所垄断，中国大飞机要想在航空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与之前的提及飞机仅谈专业技术的“航天少帅”相比，现在的张庆伟有了商业眼光，曾经“上天揽明月”之类的豪言壮语也没了，言谈中透露出的沉稳与自信的同时，也多少折射出忧患意识。
事实上，从2001年12月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起，张庆伟就重新设定了自己的坐标和定位，即努力从一个技术管理型干部变成现代高新技术企业家。由于多年来业绩卓著，张庆伟获2003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和年度唯一大奖。
张庆伟表示，中国商飞公司作为后来者，必须从一起步就要科研和市场两手抓，不能等产品上了天再去找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民用航空市场，未来20年，仅国内航空市场就需要3000多架新飞机，约有3900亿美元的市场空间。张庆伟信心十足地说，中国大飞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比如C919，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燃耗将比现有的同类飞机低15%以上。但发展低碳环保经济对民用航空业是一个挑战，受到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可以预见，未来的民机排放标准将会出台，届时，目前市场的主流机型将不适应新的排放标准。
的确，大飞机问题大，环境问题则更大。张庆伟的顾虑也与普通学界人士的关注一样，流露出一位从儒学大门走出才子的良知。其实这与他成长的土壤与环境是分不开的。1988年，张庆伟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获得工学硕士学位，时年已27岁的他才正式与中国航天结缘。之前他经历了4年飞机设计本科学习，加上3年飞机设计学员生涯，再加上十年寒窗苦读与两年高考独木桥考验，粗算也有二十个春秋，大好青春也在勤学钻研中度过，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在随之积淀形成。如今的他既是高级工程师与研究员，又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虽然多年来一直身在儒门，但后又踩进商界大道；虽然称他为“儒商”与大有偏颇，但他做人处事也透露出内心深处的儒学情结。
想当初1969年，张庆伟全家人为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天津市举家迁至江西星火化工厂（江西九江市永修县江西星火有机硅厂的前身），那时候张庆伟才8岁。张庆伟从小以来一直为人和善，学习成绩优异，多才多艺，还会了拉二胡、吹笛子，《东方红》、《国际歌》、《阿佤人民唱新歌》等都是张庆伟在伙伴们面前经常吹奏的曲目。恢复高考第一年，17岁的张庆伟参加了高考，成绩一贯优异却落榜了，可张庆伟高一、高二时的班主任刘翠云坚信“庆伟是棵好苗子，一定要把她送出大山！”刘后四处托人联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