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理论”的非典型性解读
发布时间：2011-10-18 23:10:29 来源于：廖仲维
摘要：
在中国GDP增长被政治化的情况下，“破窗理论”亦异化成了单纯地拉动GDP增长的政治工具。
4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在遭受地震、海啸和核辐射三重灾害破坏后，日本将进入灾后重建阶段。据透露，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将于5月把已经拟好的“东日本大震灾复旧复兴对策基本法案”交与国会。根据该草案，今后5年将是日本的“集中复兴期”，日本政府将新设由首相直接领导的防灾复兴府，从财政、税收、政策和组织等多个层面全方位支援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拉动GDP 增长
对于日本经济未来的走向，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地震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或许是件好事。因为，抗震救灾会增加需求，拉动日本经济增长。“地震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正是美国经济学者黑兹利特提出的“破窗理论”：假如小孩打破了窗户，必将导致更换玻璃，这样就会使生产玻璃的人和安装的人开工，推动社会就业，即“破坏创造财富”。
不少人还把此次日本大地震的经济前景，与二战后及阪神大地震后的情形相比，认为二战后和阪神大地震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归功于灾后重建的需求拉动，并由此推断此次灾后大规模重建有可能使日本经济出现“V型”复苏。
资料显示，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对日本造成了约10万亿日元的损失，占当时日本GDP的2.5%。尽管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在强劲的重建需求推动下，地震发生当季即实现GDP环比增长1.2%，而且此后一季度环比增长率加速至5.1%，日本经济在半年内便得以迅速恢复。
对“破窗理论”的经济学意义，上海财经大学谈儒勇教授持肯定态度。他认为，日本在经历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后，必将修复和重建大量基础设施，对重型机械、钢铁、水泥等产品的需求无疑会大幅提升。而且，日本还有可能加快国内汽车、电子等产业的战略转移，所有这些“推倒重建”的举措，都将在客观上拉动国内GDP的增长，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大地震发生以后，注重制造业发展，强调“产业立国”的日本确实加快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步伐。日本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被称之为“雁行方阵”：日本的本土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最上游，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在此基础上向中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及地区转移产业，为日本技术做配套服务；而产业链的下游如组装等则转移到中国等具备廉价劳动力的国家。
而此次日本企业产业大转移与之前的转移有很大不同：这一次是被迫转移，所以会转移出更多的核心技术环节；目的也不同。以前是想利用地方优惠政策，接近市场，降低生产成本，而这一次是确保产业链安全、优化产能布局和规避汇率风险。作为战略性转移，必将会对整个产业链，乃至世界经济格局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是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
鉴于全球经济大背景的迥异，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苗迎春则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进行分析，认为这次日本大地震损失惨重，灾后重建拉升经济的“破窗效应”恐难灵验。
他指出，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要恢复到震前水平已实属不易。震后的大幅投资只能起到对经济的修复作用，难以真正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而地震使日本众多家庭失去房产和有形资产，严重削弱了国内消费能力；由于产业链断裂，汽车、电子等日本出口支柱产业出口急剧下降，核辐射导致的农产品污染也使农产品和海产品出口额大幅下滑。
为此，《日本新华侨报》亦有评论指出，日本经济增长多年来积累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一次自然灾害带来的重建刺激得以解决，“破窗理论”不是挽救日本经济的灵丹妙药。
据美国高盛公司估计，此次日本地震损失总额将达16万亿日元，而灾后重将在2011年财年拉动5万亿-8万亿日元的需求，折合成对GDP的年贡献率为0.7%-0.8%。这样的一个重建经济总量，估计难以成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的转折点。
相反，日本震后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正推高国际市场流动性大幅上升。截止3月24日，日本央行日银已向市场投放106.6万亿日元资金，加上地震前日本巨额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超过200%，债务风险远超欧洲出现债务危机时的情况），与阪神地震时相比，现在的日本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实施创新复兴计划。
有分析指出，由于需要大量的灾后重建资金，日本未来甚至还可能调整投资策略，通过大量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方式，来实现海外资金回流，用于支撑本国国债和本土灾后重建。如果日本海外资本流向改变，将使美国和欧洲债市出现新的动荡，全球将由此步入一个高风险的债务动荡期。
而此次日本大地震还导致了核事故危机的出现，亦使得以“能源和资源”充足供应、以“物流和人流”无障碍流动配置为基础的“破窗理论”受到钳制。美国财经专家霍华德·史奈德就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地震难不倒日本，但核危机却是个例外。地震灾后重建可以马上施行，但再加上核危机，这样的“重建”就会是漫长的。
此外，日本部分制造业正遭遇中国等新兴制造大国以及德国等老牌制造大国的挑战亦增加了“破窗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不确定性。据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崛起已形成了全球新的制造业版图，而“德国制造”和“美国制造”则对日本高端制造业构成了威胁。
“破窗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实际上，“破窗理论”在中国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创造GDP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在GDP贡献上，将“破窗理论”用得是炉火纯青。
坊间有说法称，“什么是GDP，就是搞地皮”。最著名的案例当数鄂尔多斯新城康巴什。这座耗时5年，耗资50亿元、为100万人居住的豪华新城，最后入住人口不到3万人，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空城、“鬼城”。依靠“羊、煤、土、气” 鄂尔多斯使人均GDP超过北京、上海；不计成本地建设新城，还是为了推高GDP。
而为了GDP不惜拆了建、建了拆——中国版的“破窗理论”就是这么来的。究其原因，浓厚的GDP情结令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们是乐此不疲。在以GDP论英雄的形势下，这些官员不惜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表面上GDP增长了10亿元，但这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等等现象却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和浪费。
《新财经》杂志题为《带色的GDP》文章中就指出，官员们追求GDP还有另一层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升迁。上级考核的第一个指标就是GDP，领导下来考察问的第一句话也是GDP多少。因为与升迁挂钩，与自己头顶的红帽子有关，所以，地方官员把GDP称作“红色GDP”。而用GDP作为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等于是逼着地方官员搞“政绩工程”，因为有了GDP增长，就有了政绩，有了政绩，就有了发展前途。
在中国GDP增长已经被政治化的情况下，“破窗理论”
（责任编辑：廖仲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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